宋人孙何说：“今之都部署，昔之大总管。”“盖元戎之任，无不统摄也。”[1]（卷64《上真宗乞参用儒将》）可见，都部署一职在北宋初期的地位何等重要。经查，都部署虽然仅存在于北宋前期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但在《宋史》中竟出现355次，且不包括其简称、别称。在《宋史》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本纪中，枢密使、都指挥使、都部署分别出现62、36、78次。都部署的出现频率高于研究者一向注重的枢密使、都指挥使，这一查询结果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所谓都部署，系马步军都部署的省称，其简称还有部署、兵马都部署、步军都部署等。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四月，宋英宗赵曙刚即位便下诏：“天下官名、地名、人姓名与御名同者改之。”[2]（卷198，嘉祐八年四月乙亥）此后，部署更名总管。结合史料研习有关论著（注：参看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65页；李昌宪《试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陈峰《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在深受教益的同时，不免产生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问。现陈述于下，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都部署之设始于何年 都部署是辽宋金时期特有的官职（注：都部署一词在《辽史》、《金史》中分别出现174次和5次。辽、金时期的都部署另当别论。）。此职始见于五代时期，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阅读有关史料，却遇到两个或许细微但又不得不略加辨析的问题。 其一，都部署之设究竟始于何年？北宋前期李上交将其绝对年代确定为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他认为：张景达这年“充西北番汉马步都部署”，都部署“始此也”[3]（卷2《都部署》）。然而，查阅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即发现，都部署此前已有之。都部署首见于《资治通鉴》卷269，梁末帝贞明元年（公元915年）七月条：“晋王（即后来的唐庄宗李存勖）爱元行钦骁健，从代州（治今山西代县）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献之，以为散员都部署，赐姓名曰李绍荣。”此事，《旧五代史》卷70《元行钦传》、《新五代史》卷25《元行钦传》均有记载。此后至清泰三年以前，《资治通鉴》有关都部署的记载有四条：1.卷277，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九月癸亥，虽然尚未称帝、但已盘据四川的孟知祥，“以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副之”；2.同卷，长兴三年二月辛巳，“以（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3.卷279，清泰元年（公元934年）二月辛卯，唐闵帝李从厚“以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副之”；4.同卷，五月庚戌，“初，（唐）明宗（即李嗣源）为北面招讨使，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为副都部署”。有必要说明的是，最后一条系追述，在这四条记载中，年代应当最早。房知温任副都部署，至迟不会晚于唐庄宗同光年间（公元923—926年）。此外，李肃、石敬瑭在贞明元年至清泰三年之间，曾任都部署。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三月，唐闵帝李从厚“以前金吾大将军李肃为左卫上将军，充山陵修奉上下宫都部署”[4]（卷45《唐闵帝纪》）；同年五月，唐末帝李从珂“以成德军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都部署、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驸马都尉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都部署如故”[4]（卷46《唐末帝纪上》）。这两件事为《资治通鉴》所未载。可见，元行钦、房知温、李仁罕、赵廷隐、王思同、李肃、石敬瑭等人担任都部署均早于张敬达，李上交之说并不确当。 其二，总管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五代部分分别出现57、17、23次，都部署分别出现101、33、39次。前面已经讲到，在《资治通鉴》中，都部署首见于卷269梁末帝贞明元年（公元915年）七月，而总管则首见于卷267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十一月辛巳：“赵王（王）镕复告急于晋，晋王以蕃汉副总管李存审守晋阳，自将兵自赞皇（今属河北）东下，王处直遣将将兵五千以从。”总管、都部署为什么在五代时期同时并存，原因何在？对此，只能作以下两种推测。一种可能是都部署系总管的更名，此后这两种官职名称又多次对换，只是更改官职名称的敕令，有关史籍全部失载。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是因史籍成书于宋英宗以后，都部署已更名为总管，史籍中某些地方的都部署被编者按照当时的习惯改称为总管。对于《资治通鉴》来说，因其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十二月，这种可能确实存在，并有例证。如前引《旧五代史》载石敬瑭任都部署；而《资治通鉴》则载石敬瑭任总管：“以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加兼侍中。”但薛居正《旧五代史》成书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欧阳修《新五代史》基本完稿于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则无这种可能。如有问题，应出现在刊行、流传过程中。其实，史籍在记述北宋前期的史实时，这种情况同样时有发生。如《宋史·仁宗本纪》中，“都部署”一词仅出现3次，“总管”一词竟出现28次。对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可知，所有这些“总管”均应作“都部署”。应当指出，在《资治通鉴》中，总管之称最后一次出现于清泰二年七月，唐末帝李从珂“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将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权”[5]（卷279，清泰二年七月乙巳）。《资治通鉴》从卷280开始，即清泰三年以后，不见总管职衔，只见都部署官称。李上交《近事会元》“成于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6]（卷118《杂家类二》），早于《资治通鉴》。司马光或许是受李上交都部署之设始于清泰三年这一观点的影响，也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史籍中，后周时一概不见总管职衔，只见都部署官称。《旧五代史》卷123《高行周传》中虽有“总管”一词，但系追述后唐年间的事情。可见，后周时都部署已完全取代总管而成为定制，北宋初年所沿袭的正是后周之制。此外，五代时期无论都部署与总管是两种官职还是一种官职的两种称谓，两者的职责几乎完全相同，大致都是为执行某一特定重大军事任务而临时委派的。如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因“契丹、吐浑、突厥皆入寇”，唐明宗李嗣源任命石敬瑭为蕃汉马军总管，率军抵御。天福六年（公元942年）十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反”，晋高祖石敬瑭任命“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以讨之”[7]（卷8《晋高祖本纪》）。仅此两例也可看出，都部署与总管官职虽异，职责大体相似。不仅五代，而且十国也设有都部署一职。如南唐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二月，南唐元宗李璟“以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帅师三万，赴寿州（治今安徽凤台）”[8]（卷2《元宗本纪》），以抵御后周。从前面所引孟知祥以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可知，后蜀设有都部署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