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阻卜与鞑靼

      “阻卜”与“鞑靼”，是近百年来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中最富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它凝聚着几代中外学人持久不衰的学术兴趣，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的《辽金时代蒙古考》一书，几乎成了讨论“阻卜”与“鞑靼”问题的一部专辑。（注：史卫民编：《辽金时代蒙古考》，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刊行，1984年。）遗憾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讨论中，几乎听不到辽金史研究者的声音。我相信，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毕竟还得依赖于辽金石刻材料的发现以及契丹、女真语文资料的解读。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而进行的一次尝试。

      一

      最早将阻卜与鞑靼联系到一起的是晚清学者高宝铨。早在20世纪初，高氏首发阻卜之覆，指出《金史》之阻就是《元朝秘史》之塔塔儿（即狭义之“鞑靼”）。（注：参见高宝铨：《元秘史李注补正》卷1第52节、卷4第132节，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本。）受他这一见解的启发，后来松井等、箭内亘、白鸟库吉等几位日本学者进而怀疑辽金时代的阻卜与唐宋时代广义的鞑靼实际上都是室韦系民族的异称，但同时他们也都对鞑靼为何被称之为“阻卜”感到迷惑不解。（注：松井等：《契丹可敦城考（附阻卜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册，1915年；箭内亘，《鞑靼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5册，1918年；白鸟库吉：《室韦考》，连载于《史学杂志》第30编第1、2、4、6、7、8号，1919年，后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直到王国维《鞑靼考》一文发表，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王文的论点主要有二：第一，认定《辽史》之阻卜及《金史》之阻就是唐宋人所称的鞑靼，并谓蒙古人讳言鞑靼，故元朝史官将辽金史中的鞑靼一词删改殆尽；第二，关于阻卜一词的来历，王国维提出一个他自称为“极武断、极穿凿”的假说：阻乃鞑靼二字之倒误（后又省作阻卜），且非无心之误，而是元朝史臣的有意误写，也就是说，辽金时代根本就没有阻卜或阻之称。（注：王国维：《鞑靼考》，初稿发表于《清华学报》第3卷第1期，1926年；修订稿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后收入《观堂集林》卷14。）

      王国维的这篇文章激发了学界对此问题的浓厚兴趣，单就阻卜即鞑靼的命题而言，人们大都表示认同，但仍有少数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徐炳昶在30年代初著文反驳王国维，题目就叫《阻卜非鞑靼辨》。（注：徐炳昶：《阻卜非鞑靼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1期，1930年3月；已收入《辽金时代蒙古考》。）王国维的结论在当时之所以让有些人质疑，原因就在于他的论据全都来自于传世文献，缺乏他所推崇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还只是一种推论而已。

      在王国维《鞑靼考》问世20多年之后，经他力倡的阻卜即鞑靼说终于得到了出土文献的证实。1952年，蔡美彪先生发表其成名作《辽金石刻中的“鞑靼”》，根据他从《辽道宗哀册》中发现的有关鞑靼的文字，与《辽史》道宗一朝阻卜叛乱的史实相比勘，证明《辽史》所称阻卜正是《道宗哀册》所称鞑靼；另外他还发现，金《完颜希尹神道碑》所述平耶律余睹之叛，其中涉及鞑靼的记事，辽金二史的《耶律余睹传》或者加以删略，或者改作“边部”，王国维提出的“避讳”说也由此得到一个重要的佐证。（注：蔡美彪：《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国学季刊》第7卷第3号，1952年12月；已收入《辽金时代蒙古考》。此文曾以《辽金石刻中之鞑靼》为题，首先发表于香港商务印书馆1951年出版的《学原》第3卷第3、4期合刊，内容略有出入，但大陆学者很少有人见到过这个版本。）至此，阻卜即鞑靼说基本上已成定论。

      关于“避讳”说，还可以补充一条新的证据。1980年在北京丰台出土的金《乌古论元忠墓志》，有“（大定）十五年，达靼款□（塞？）贡献，诏公往领之”一段文字。（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附录，《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83年，第70页。）不巧的是，今本《金史·世宗纪》大定十五年约脱去一页，正月至六月不著一字，故此事不见记载；但《金史》卷120《乌古论元忠传》有曰：“（大定）十五年，北边进献，命元忠往受之。”墓志中的“达靼”字样，到了《金史》里就被改作“北边”，显然也是有意为之。这与《金史·耶律余睹传》改“鞑靼”为“边部”如出一辙，都是元朝史官刻意回避鞑靼的实证。

      但元朝史官为何要刻意回避鞑靼一词，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按照王国维的说法，这是因为“蒙人本非鞑靼，而汉人与南人辄以此名呼之，固为蒙古人所不喜；且元末修史之汉臣，已不复知鞑靼与蒙古之别……故讳之尤深”。这种解释过去曾被学界视为定论。近年蔡美彪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他发现在元代的汉语文献中（包括皇帝诏旨、官府公文、通用辞书、民间曲文等等），指称蒙古的“达达”一词屡见不鲜，毫无避忌，可见“蒙古人讳言鞑靼”的推测是没有根据的；元朝史官所修辽金史之所以尽量回避“鞑靼”字样，可能是出于避免读史者将鞑靼与蒙古相混淆的考虑。（注：蔡美彪：《元代文献中的达达——读史笔记》，《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国维的第一个论点，经蔡美彪先生半个世纪的求证，最终得出了妥帖的结论。称蔡氏为王观堂之功臣，似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