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训家范广泛吸纳封建政权推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反映出政府文化霸权深入民间，是政府控制民间社会的手段之一。 一、家训中的伦理规范构成“家法”与封建“王法”相表里，共同对民间社会进行控制 宋代家训家范具有“家法”的性质，与封建王法相表里。包拯《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是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注：《宋稗类抄》卷13。）此家训家范虽然短短三十七字，却把违反家训的子孙，排除在家族之外，凡在生犯有贪污罪者，生不得归家族，死不得入族墓，在宗族社会里，生被剥夺家族权，死成孤魂野鬼，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权利，此种精神上的推残与控制并不亚于身体上的肉刑与酷法。南宋初年赵鼎《家训笔录》第一条也确定其家训的法律地位，“吾历观京洛士大夫之家，聚族既众，必立规式为私门久远之法，今参取诸家简而可行者付之，汝曹世世守之，敢有违者，非吾之后也。”（注：赵鼎：《忠正德文集》卷10《家训笔录》。）南宋陆象山家“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注：罗大经：《鹤林玉露》卷5，又见《宋稗类抄》卷13。）对此《宋史·陆九龄传》也有类似记载“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注：《宋史》卷434《陆九龄传》。）不听教诲，不遵天命的子弟，家长有权处罚，屡教不改，告之于官，屏之远方，则是开除族籍，使其生无归依，死无托付。韩琦也说：“有一废吾言，汝行则臣虏，宗族正其罪，声伐可鸣鼓，宗族不绳之，鬼得而诛汝”（注：韩琦：《安阳集》卷2。），作为家训就是家法，有一违反，宗族可以正其罪，即便宗族不正罪，祖先神灵也会在冥冥中实行诛杀。再如南宋时周钦若，绍兴二十二年六月重病垂危，索纸书家训云：“吾平生教汝读书，固不专于利禄，欲汝等知义以兴微薄俗尔。我病必不疗，汝等尽孝以事母，当以义协居，勿有异志。居舍虽小，不足耻；田园虽寡，不足虑也。不能遵吾训，是谓不孝；他日或仕，不以廉自守，是谓不忠。不孝不忠，非吾子孙也。”周钦若死时，其四子尚幼，“其配虞氏贤而守义，恸哭而藏其书。”淳熙四年四子成人后，“虞乃以遗命陈于民部，祈给之凭……于是部符于州，州帖于县，始坐条令而予之，据以昭示其子与孙。盖国家之制，愿以财产不许子孙分割典卖者，官为给据，子孙不得追改也。而虞又自请异时子孙或违父母命，各居异业，许外人告而闻于朝省，坐以不孝之罪。”（注：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6。）这是用国家的法令来维护家训的地位。凡此种种，都可见“家法”有比“王法”更加残酷的一面，也可见家法与王法，互为表里，共同控制民间社会的一面。 在处理“家法”与“王法”关系上，宋代民间社会首先是注重“家法”，只有当“家法”解决不了的纠纷才会上交官府，由王法解决。一般而言，家族内部的争斗如果上交官府，由“王法”处理是受人讥笑的，司马光《温公家范》中讲过一个故事：“顷常有士大夫，其先亦国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啬”，此人死后，“其孙不哭，相与争匿其财，遂致斗讼，其处女亦蒙首执牒自诉于府庭，以争嫁资。为乡党笑。”（注：司马光：《温公家范》卷2。）民间社会之所以不愿打官司，除了有辱门风以外，还有一种畏惧避祸的心理，长期以来的专制统治让人们形成一种官与民相游离相对立的观点，官府一旦有事，民间社会就会恐惧不安。庆历时贾昌朝说：“吾少时见里巷中有一子弟，被官司呼召，证人詈语，其家父母妻子见吏持牒至门，涕泗不食，至暮放还，乃己”，“凡小小追讯，犹使人恐惧若此”。（刘清之：《戒子通录》卷6。）正因为如此，所以民间社会家族邻里之争轻易不诉之王法，陆游说“诉讼一事，最当谨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当为，况官司关节，更取货贿，或官司虽无心，而其人天资闇弱，为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后悔之，固无及矣。”（注：陆游：《放翁家训》。） 总之，在宋代一方面是以儒家文化之封建伦理为内容的家训家诫成为“家法”，并与国家“王法”，相辅相存，互为表里。另一方面，由于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所以民间社会轻易不兴词讼，使得地方政府暴力权力职能处于闲置状态（事实上这也是古代政府所力求的状态，衙门清静无事，“无案牍之劳神”，正是官员们长久的目标），于是，由儒家文化为主体内容的家训家诫而构成的“家法”，就成为民间社会家族秩序之准则。那么地方政府暴力权力的闲置是否意味着政府对民间控制的放松呢？不然，事实上，政府可以以文化霸权的推行，以隐形的形式来控制民间社会，上述民间社会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家法”实际就是一种文化控制。 二、宋代的家训家范走出“私人话语”空间，成为“社会话语”，广泛弥散于民间社会，成为政府控制民间社会无孔不入的权力 宋代以前家训家戒家范之类作品，基本上限于士大夫之“家”，在民间社会的流传并不多见。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技术原因。宋代以前的印刷术虽然已有相当进步，但主要用来印刷佛经等书，其它书籍印刷极少。其二，社会结构原因。从魏晋迄于隋唐，中国社会是一个门阀士族统治的社会，门阀士族垄断了文化权力，他们大力宣扬“士庶天隔”，人为地阻止上层社会主流文化与民间社会文化的对接，家范是上流社会士大夫的家范，与庶民草野无关或者关系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