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36(2004)04-0071-06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亦是宋明理学集大成者。他以儒家思想为主，揉合佛、道及诸子百家思想，建立起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体系。全祖望曾称他的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晦翁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八）。在朱熹思想中，不仅对哲学、政治、伦理等有精深探究，对儒家社会学思想，尤其是宗族、家族礼仪与乡村社会控制思想，更有很大的改造与发展。可以说，朱熹宗族、家族礼仪与乡村社会控制思想，是根据时代特点，对儒学社会控制思想的总结与提炼，很值得我们研究。 一 在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旧的士族地主衰败凋零，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较大的波动。一方面，“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田制》，《嘉祐集》卷五），即使是高官大族，也可能“家世零替”（《宋会要辑稿·职官》）。另一方面，一大批庶族地主通过拥有众多土地而跻身上层社会，同时科举制又给了庶族地主通过读书进入官僚阶层的机会，这改变了北宋以前难以逾越的士庶之分的状况，由贵而贱和由贱而贵的社会变动层出不穷。张载对此深有感触：“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经学理窟·宗法》）这种状况引发了宗法思想的复兴。一些官僚士大夫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使子孙长享富贵，逐渐感到恢复宗族与宗法制度的必要性。同时，由于土地租佃制的普遍实施，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人身依附日益松弛，阶级矛盾加剧，统治阶级也希望建立平民的乡村宗法组织，强化对农民及乡村的控制。这样，宋代重建宗法的思想风行一时，从统治者到一般士大夫，无不重视乡村宗法组织的建设。 宋太祖开风气之先，企图以立法手段纠正子孙别财异居的状况，从而恢复以宗子为核心、余子秉命于宗子的宗法组织与制度。他在开宝元年颁布诏令：“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两年后又诏：“诱人子弟析家产者令所在擒捕流配。”最后定为“父母在而别财异居者论死”，并正式列为法典，收入《宋律》。（参见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宋太宗对宗法制也颇重视，他在出行中亲自接见宗族长，以示关顾。地主阶级官僚士大夫则热心于重建宗法组织和制度的实践，致力于宗族组织的建设。宋仁宗皇祐二年，身为资政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杭州事的范仲淹创置范氏义庄，第一个从社会经济方面入手重建宗法组织，并取得了成功。他手创的范氏义庄保存了800余年，使范氏宗族组织在“天下之崩裂”与“流寇之祸乱”的动荡岁月，能够“绵延不绝，贵盛甲天下”（《福建通贤龚氏支谱·祠堂记》），维护了范氏家族的兴盛。皇祐、至和年间，欧阳修与苏洵分别编写《欧阳氏谱图》和《苏氏族谱》，开宗法组织私家纂谱之先河，家谱纂辑成为宗法制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司马光留心于宗族教育，纂辑《家范》，成为封建士大夫治家之典。李觏以《周礼》为依据，提出一个从“家道”出发，以小农经济的农村公社为基础，以宗法组织为架构的封建社会理想模式，试图恢复宗法制度以调整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等级冲突。（《五宗图序》，《李觏集》卷一十五）在他看来，维护宗法制是天下之本，因此，他主张根据古代幸存下来的文献，重新恢复宗法制。理学家张载和程颐都把宗法提到天理的高度，通过建构以“性”、“理”为本体的宇宙本体论为重建宗法提供哲学上的理论依据。 南宋时代，重建平民的乡村宗法组织、强化对农民及乡村控制的思想更为流行。陆九渊家族是著名的聚居大族，他的家族“合族而居”，且“代有名儒，德在谥典。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爨将二百年”（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是一个累世义居、合门千指、同财共爨的大家族。陆九渊家族有自己的家族经济、家族制度、家族武装，有自己的家法、家规、家训，亦有自己的宗法建设思想，其对南宋时代民间乡村宗法组织的重建有很大影响。 朱熹顺应了这种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加强家族礼仪建设的思潮。在他看来，平民化宗族日渐兴起，成为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的基本细胞，这不仅能有效维持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还能承担封建基层组织的许多功能如教化、治安、婚娶丧事的规范、田赋力役的完成。从其利益趋向上看，由于它的平民化及弱小性，必须得到国家机器即中央政权的强力支持与保护，而不会对王权构成威胁；由于它通过宗法组织形式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组织，也起着稳定中央专制政权及各级官僚行政体制的作用。所以，朱熹十分强调宗族、家族及其礼仪对乡村控制的作用。他认为，宗法血缘性的家族礼仪的重建，对于人人遵循封建伦理规范，国治天下平，有极大的益处。他说：“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份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曰用之常体，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经始。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家礼序》《朱子文集》卷七十五）朱熹还把家礼之施行提到继先圣、承绝学、立生民之命的高度：“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敦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愿。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可以复见。”（同上） 因此，朱熹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也是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有效统治的基本点。他十分感叹古代家礼的废弃：“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耻之不修也。”（《跋三家礼范》，《朱子文集》卷八十三）他认为，“家”是个人与国家政权联系的中介，它上承国家，下续百姓，“家齐”，才能“国治天下平”。故朱熹十分看重“齐家”这一范畴，他在解释《大学》中“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句中说：“‘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国；‘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只要“家齐”，就能下治百姓，上报朝廷；就能将个人道德良知扩大、推广到家族、宗族的道德自觉，又由“家”之道德自觉扩大到、推广到社会、国家、天下，形成普遍的道德理性。为此，他在《跋古今家祭礼》中写道：“盖人之生，无不本乎祖者，故报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无也。古之圣王，因其所不能无者，制为典礼，所以致其精神，笃其恩爱，有义有数，本末详焉。遭秦灭学，礼最先坏。由汉以来，诸儒继出，稍稍缀缉，仅存一二。……诸家诸书，其能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广传之，庶几见闻有所兴起，相与损益折衷，共成礼俗，于以上助圣化敦化导民之意，顾不美哉。”（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