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4)03-0075-04 宋朝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朝代，然而“积贫积弱”四字，像一付千斤重担，压在它的头上，又像磁铁一样牢牢附在宋朝身上，一提起宋朝，人们立即会联想到“积贫积弱”四字，以为这就是宋代的最大特点，并由此误以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朝代，甚至对它产生反感，似乎除了宋词之外，宋史是不值一提的。面对这种已成定式的结论和它产生的重大影响，我想完全有必要作一番认真的查考和深入的研究，看一看，此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真的符合事实吗？ 一、“积贫积弱”说的由来 本朝人应当最了解本朝的历史，然而细查“积贫积弱”之说，宋代就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即使在宋仁宗、神宗变法之时，范仲淹、王安石等变法派为了说服君主，支持改革，尽量罗列各种问题，甚至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人说“积贫积弱”。再查《四库全书》中的元、明人书，都没有人提过“积贫积弱”四字。 分而言之，“积贫”二字，宋代亦无人说。“积弱”之说，北宋未见，到南宋后期，端平元年(1234)和二年，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先后提到过国势“积弱”，但真德秀又认为强弱是可以改变的，说：绍兴初宋比金弱，经过韩世忠、岳飞等人奋战，变强了（注：真德秀《西山文集》卷14《对越乙稿》、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33《代南叔兄上费参政》、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3《回宸翰抚谕将士奏》、王义山《稼村类稿》卷3《乙亥三月上殿轮对第二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吕中、林駉等人则指仁、英之际（注：吕中《大事记讲义》卷11。作于淳祐七年(1247)后。吕中“论韩范同心”云：“元昊所以敢于凭陵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积弱之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林駉《决科源流至论后集》卷4，编于宝庆二年(1226)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群书会元截江网》卷19，编于淳祐十一年(1251)至十二年(125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至于单说“弱”者，颇有一些，如南宋叶适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及元昊始叛，……形势大曲，而天下皆悟其为弱证矣。”[1]（《水心集》卷5《纪纲三》）这“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的说法，未免太言过其实了，难道割地建国、十年而亡的石晋也比宋朝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高的调子下，他也没有提“积贫积弱”四字。 清初，王夫之《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他在全书中只有论宋仁宗时说到“积弱”二字，而且断然否定“积贫”之说。 “积贫积弱”说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最早是谁于何时提出的，目前尚难断定，但从影响今人看法的著作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比较早的书，大概就数1939年出版的钱穆《国史大纲》了，其中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对宋代“积贫”和“积弱”，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到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云：“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已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提了出来。他们作为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不仅为学者所宗，也深深扎根于学生的脑海中，从而对宋史产生极大的误解，以为宋代真的贫穷落后得不得了。 二、关于“积贫”问题 “贫”指贫困，“积贫”指长期的贫困。钱穆说：“宋代……内部又终年闹贫，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宋代真的“积贫”到这等程度吗？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宋朝并不贫。首先看一下农业状况。唐代耕地为620万顷，宋代524万顷（以上只据国家掌握的税田计算，不计隐匿的土地）。由于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以上耕地换算成今亩，唐代耕地为485万多顷，宋代为511万多顷。另外一种换算法，唐代耕地为337万顷，宋代耕地472万余顷，宋比唐多了40%。宋代疆域虽然比唐朝小得多，耕地却比唐还多。可见，在土地开发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 最能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是单位面积产量。唐代富饶的关中地区亩产稻谷二石[2]，而宋代许多地区亩产米已达到二至三石。陈傅良说：“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3]（《止裔先生文集》卷44《桂阳军劝农文》）。宋代“稻子二石，折米一石”[4]（《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217）。据此将米折合成谷，则亩产达四至六石。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策》说：苏州一带，“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至三石”[5]（《范文正公集·奏议卷上》）。朱熹说：浙东“六县为田度二百万亩，每亩出米二石” [6]（《朱文公文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王炎说：鄂州一带“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二斛”[7]（《双溪集》卷1《上林鄂州书》）。最突出的例子是北宋中期明州（今宁波），由于有广德湖灌溉之利，“鄞县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硕”[4]（《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45）。开创了古代亩产的新记录。唐代最盛时，每年运往国都粮食300万石，而宋代两淮、江南、两浙六路每年运往汴京粮食多达600万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