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正统论思想，是与西方思想文化区别最为显著的、最富有特色的政治历史观念。说它是政治观念，因为“正统”往往成为中国古代各个政权在政治斗争中的旗帜，有利于争取人心、凝聚力量；说它是历史观念，因为“正统”与否，是从历史的概括、总结中提出的判断，而各个政权争夺正统名分，实际是归宿于历史地位、历史价值的判断。这种正统论观念融入传统史学的肌体，成为中国史学中最显著的思想要素，而且传播东亚，对日本等国的政治与史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唯因区域、民族、社会历史的具体条件不一，中日两国“正统论观念”也就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考察这种异同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注：本文考察仅在传统史学范围，中国截止到清朝前期，日本截止于德川幕府时期。）。 一、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论观念 在中国，正统论观念何时形成？学界尚无确定说法（注：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版）对历代正统论问题有较详细清理，并附录大量资料，可资参考。但该书忽略清代雍正帝与乾隆帝的论述，稍有不当。）。其实这种思想的发展，乃是渐形渐著、逐步深化与扩展的，在其发展进程中，有几个关键的环节值得注意。 战国后期，在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阴阳家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论”，即以五行的木、金、火、水、土各代表一“德”，套用五行之间的相胜关系，将大跨度的历史变化和朝代更迭解释为“五德”的交替循环。这种历史观具备恢宏的视野、博大的气度，因而对古代政治文化造成极大的影响。从“五德终始论”中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推论：一个政权，必须占据一“德”的地位，方为合理合法的政权；同一时代，只能有一个占据五德之一的政权。这正是后来“正统论”思想的基点。 西汉武帝时期，汉朝达到统一、强盛的国势，思想家董仲舒发挥《春秋公羊传》观点，倡导《春秋》大一统论及天人感应学说，将一统天下作为政权受命于天的条件与象征，对历史正统论的产生起了催化的作用。此后，汉代学者好以五德相生说或五德相胜说议论政权更迭，多讴歌汉朝的历史地位。例如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汉书·郊祀志》言“刘向父子以为高祖始起，著赤帝之符，旗帜遂赤，自得天统”。据《后汉书·班彪传》，班彪《王命论》称汉朝承接帝尧之统。班固承袭其父思想，所著《汉书》以歌颂西汉为宗旨，且于《典引》一文赞汉高祖、光武帝“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1]（卷48），可见东汉初期，关于“正统”概念即已形成。 东晋时期史家习凿齿著文论“晋承汉统”，否定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认为“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2]（卷82，《习凿齿传》）；认为晋朝应承接汉朝的统绪，将曹魏排除正统政权的序列之外。为此，他还撰写编年体史书《汉晋春秋》记述汉末至晋朝的历史，以实践其说。在曹丕篡位之后用刘备政权的年号纪年，以刘备政权为汉朝遗绪。虽然他的议论当时影响不大，但在正统论观念的整体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在：第一，这恰好触及正统论面对历史的一个焦点，即三国时期哪一国应为正统政权，引起后世不同观点的争论；第二，习凿齿不但议论，也实际撰史，自觉地用正统论观点改写历史著述。从此，正统论观念主要表现于史学领域，而成为多数史书贯彻的历史思想。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连撰正统论之文七篇，认为：“《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3]（卷59，《原正统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也。”[3]（卷59，《明正统论》），这是他正统论思想的基本点，即必须实行儒学正宗的王道，同时达到天下一统的政权，才是真正的正统。欧阳修将正统观念提高到理论性的论述层次，导致后来的广泛关注。宋元明三个朝代，撰文论议正统者，风起云涌，各持所见。 在正统问题的纷纭聚讼中，理学家朱熹编纂《资治通鉴纲目》一书，通过《凡例》提出“凡天下混一为正统”的标准，认为宋朝以前周、秦、汉、晋、隋、唐是正统政权，同时主张尊王贱霸、内中华、外夷狄。他反对司马光《资治通鉴》在三国时期以曹魏年号纪年的做法，确认刘备政权仍为东汉的继续。对其他各朝各君主，皆用特定书法表达褒贬，构成以正统论观念为主导而系统评判历史的史学体系，影响极其巨大。南宋至明初编撰或修改史书，多参照《资治通鉴纲目》的范例。但明代中期之后，华夷之辨更加升温，不承认元朝正统的舆论渐成主流，“天下混一为正统”的标准退居其次。 清朝建立之后，华夷之辨思想成为反清社会力量的精神武器。雍正年间，书生曾静等人欲图说服清朝将领岳钟琪反清，这本来属于政治谋反事件。但雍正帝将之导向文字狱案件，宽免曾静等人死罪，矛头指向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的已故学者吕留良。他发布长篇上谕，辩论华夷以及正统问题。其主要论点是：所谓“华夷”，不过是地域不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不能以华夷判别正统或非正统政权。况且随国家版图扩大与伦理教化的推行，以往的外夷地区，今多成为礼仪之乡。大一统政权是绝对的正统政权，无论君主是哪一民族。君为臣纲是最高原则，目无君父，即为禽兽[4]（下册，P925-933）。雍正帝的理论是打破民族界限的帝王大一统思想，旨在压制汉人的华夷观念，伸张清朝的正统地位，但尚未对历代正统问题作系统的论述。至乾隆时期，以纂修与修订《御批通鉴辑览》为契机，官方逐渐形成对历史正统论的系统性认识。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发布关于历代政权正统问题的谕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