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谈论艺术是一种文化时尚，诸多才俊之士曾为之殚精竭虑。但一切已成如烟往事，身逢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任何旧梦重温的企图似乎已是在没事找事。尽管一代伟人歌德曾经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无不是已被人们思考过的，我们所能做的，仅仅只是重新加以思考而已。但思考毕竟需要动力，要想在“后现代”语境中继续一场关于艺术的谈论，尤其得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 一 玫瑰的绽开与艺术接受 诚然，生活中有许多事的发生无需理由。比如人类根深蒂固的好奇心，能让人们不约而同地关心影视明星们的行踪动态；社会强大的从众心理与民族主义情绪，能让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奥运赛况与金牌位置；与生俱来的食色本性，能驱使人们光顾天南海北的小吃铺与大商场，热衷于观摩以文化节与艺术节的名义上演的内衣秀与裸体展，投入到形形色色的各种时尚、刺激、怪异的活动；强大的功利欲望能让人们不请自来地参加各类职业培训讲座，关注任何来自金融证券彩票发行等业内人士的高谈阔论神吹胡侃，琢磨所有事关升官发财之道和建设小康人家的秘诀。 但如果事关艺术，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底气已经不足。“人只有通过艺术才成为人”，[1] 这个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以来便让人耳熟能详的观念，现在除了让一些不甘边缘化的文人拿来聊以自慰外，已毫无真实的意义。尽管不久前，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以“喜欢文学不需要理由，就像玫瑰的绽放不需要理由”为之辩护，[2] 但这其实属于似是而非之言。从作为一种个人私事的“口味”的角度，不仅文学，其他所有一切也都无须辩护，只要既不影响别人的存在也不属于自残行为。西谚中所谓“趣味无争辩”即此意。但让别人（和自己一样）喜欢也就是“谈论文学”，则仍需要理由：因为这已进入公共领域，事关别人的选择。 显然，任何关于人文艺术的著述与讲座都属于“谈论”的范畴，在此，向别人“推荐”或者说“分享”艺术的意思不言而喻。这符合“审美共鸣”的规律，就像“审美判断要求有普遍性，否则我们谈的就不是审美，而是赞同”；[3] 喜欢艺术同样意味着一种公共性，意味着我的喜欢“应该”也就是你的喜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尼采断言：“全部人生就是趣味和口味的争论！”[4] （P258）认为正是这种争执与辩护开创了作为一种人文研究的诗学，建构并推动了现代文论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面对艺术首当其冲地必须给出一个继续谈论它的说法，关于诗学我们得像泰戈尔那样表示：“我不会给艺术下定义，而是要探寻它存在的理由。”[5] （P89）诗学的命运从来同艺术的实践同舟共济，诗学的意义归根到底取决于艺术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独特价值。解决“诗学何为”的困惑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于重申艺术的理由。 历史地来看，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为诗辩护”之声，从来都是人文事业的一项基本工作。在西方艺术文化史上，自柏拉图率先将诗人逐出他所描绘的“理想国”后，这项工作便被摆到了文艺理论的议事日程。作为“诗学”的开山之作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揭开了帷幕，16世纪的英国学者锡德尼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都曾以“为诗辩护”为题留下了关于艺术文化的精辟思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以艺术为中心的诗学和美学正是在众多杰出理论家这种一次次的雄辩之中，通过各种体系的推出和思想的建构而走向繁荣。问题在于，这究竟是些什么样的理由？我们该如何道来？ “今天的人们以为艺术是可以缺少的，不再要沉思、默察、梦想了，他们要的是肉体的享受。各种高深的真理对于他们毫不相干，能满足肉体上的嗜欲就足够了。”曾几何时，现代雕塑之父罗丹如此抱怨过。事情其实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里早已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在一个由各种利益网络编织而成、为“权力人”和“生意人”所联袂掌控的红尘世界，一个做着远离尘嚣之梦的“审美的人”，从来都显得十分可笑。即便在经典艺术大放异彩的19世纪，其实仍范囿于为少量拥有“音乐耳朵”的男女所把持的“精英文化”。艺术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能否成为个别文人雅士精神宴席上的一道盘中菜，而在于它实质上应该拥有造福天下普度众生的世俗意义。艺术实践的当代衰落无可讳言，但对于这种状况，身为业内人士的一些文论家难辞其责。 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艺术的相对衰落，首先是以往的精英文化将艺术的位置摆得过高的一种反应。用尼采的话说，也即“思考伟大和生命的美学观点的过分膨胀。”[6] （P146）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人可以完全不需要音乐、小说、诗歌、戏剧、雕塑以及形象描绘。”[7] 但事实并非如此。总是以怀疑和批判的眼神看世界的叔本华曾经表示：对于那些“命运的宠儿”，艺术并不是必须的。这无疑是经验之谈。孔子有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与人的差别不仅巨大，而且常常显得针锋相对。“多数人没有艺术也照样生活得很美满，即便他们因缺乏艺术而不无遗憾，却并不影响他们为人处世。”[8] 这无疑是事实，“艺术需要”作为人的天性乃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因此，“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