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客观而论，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文艺学已面临诸多的困惑与焦虑，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由全球化挑战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正如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描述的，文化身份的模糊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现混杂状态，这是作为陈述的表演性再现所不可避免地建构而成的”（注：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性危机也毫无例外地影响到文艺学，它在实际上已形成了文艺学的业内人士对该学科的存在依据及合法性的理性反思，对文艺学现有的知识生产能力及思想阐释水平的怀疑，以及对多元文化背景下文艺学学科是否能继续生存的深层担忧。当代中国的文艺学何以有如此强烈的生存性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其根源是多重性的。 从全球化背景看，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化上的同质化及趋同现象，这就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取向与价值观念不断输入、渗透到其他国家，从而造成新的文化垄断和霸权，以致掩盖或模糊了民族文化原有的身份特征。“全球化经济活动中，物质商品与文化产品往往是共生的，……经济的全球化时时要驱动文化思维、审美趣味的一体化，甚至文艺产品的克隆化。面对异土情调、异样风格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大举挺进，第三世界往往显得惊慌失措，精神阵地溃不成军，其文化核心阶层大抵最后借助民族主义的政治权威或宗教信仰的道德律令作生硬的限制与抵抗”（注：胡明：《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学的现代性——兼谈人的精神家园看守问题》，《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诸多现象的大面积滋生，亦随着全球化的驱动力，在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层面凸显出一种普遍的身份认同焦虑与危机；加之全球化浪潮向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推进，对文学、艺术形态能否继续生存的焦虑与担忧也日渐增多。从文学创作的愈益萧条，文学市场的日渐萎缩，“纯文学”在整个流行文化面前所受到的空前冷落，到文学终结论、艺术消亡论及审美生活化等观念的愈演愈烈，文学形态无可奈何地失去昔日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地带。正像米勒援引德里达《明信片》中主人公所表述的那样，“……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注：[美]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命运》，引自《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此论断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无疑体现了在精神生产领域内整个时代所感受和遭遇到的一种衰败的命运。这种衰败的命运也降临于文学的研究，它不仅表现在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之范围变得越来越宽泛，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含义更广的批评理论所取代；也不仅表现于20世纪后期文化批评的崛起，又对文学批评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使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不断受到消解与冲击，尤为突出的是，新时期以来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论思潮与流派的大量传播与输入，造成中国本土文艺学理论的萎缩与失语，从20世纪80年代理论移植的乐此不疲，到90年代的应接不暇的理论追逐，已耗尽了人们对文艺学进行本源性思考的内在热情，亦导致该学科不断处于一种无根的飘浮和转换之中。 由此观之，从广义的民族文化与价值层面所表现的普泛的身份认同危机，到精神生产领域内文学、艺术所呈现的时代性焦虑，再到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的困惑与茫然，诸多现象无一例外地表明，文艺学学科所面临的危机和焦虑是多重性的，其本质是对学科身份认同的危机与焦虑，是对该学科的价值根基、存在依据及其生产能力的深层焦虑与质疑。 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异质文化与价值的广泛传播与渗透，出现民族性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和焦虑是十分正常的。重要的是不能以情绪性的对抗或盲目顺应来面对，而应进行理性的选择与借鉴。我们之所以突出强调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身份认同的重要，从学理层面看，其实质是力图解决关于文艺学是什么，文艺学能够做什么和文艺学能否继续存在等这些关乎该学科身份认同的基本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的许多问题值得重新思考。 其一，从历时性层面看，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体系性的生成不是本土化的，而是移植性的，这实际上在存在根基方面已潜伏了一种隐性的“他者”观念及认同性的危机，加之长期受到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塑造与同化，所以，我们的文艺学学科存在着基础性的缺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异质理论的吸收中，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些关于文艺学的根基与本体性的东西，自律性问题，审美意识形态性质问题等，也似乎找到了一点关于中国式学科身份认同的感觉。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新一轮的西方文学批评模式的持续性引进所淹没，而这次是一种从知识背景、知识谱系、学术观念、表述方式到语言规则的大移植。我们全方位地从西方文论的知识系统中寻找智力资源的结果，固然大大拓展了文艺学的学科视野，使该学科传统的知识体系得到现代性改造，但也同时加重了文艺学对其身份认同的深层危机与焦虑，“失语症”的出现就是佐证。其二，从质的状态考察，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知识论”的特征和痕迹。无论是对西方文论的移植，还是把其转化为一种可使用与可操作的方法，我们大多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与设置论域，而缺乏人文性的思考、阐释与审美性的价值判断和分析。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中国传统文论中“人生论”、“境界论”根基的断裂。另一方面，这种知识形态的大移植，也造成文艺学在实践上与本土生活世界的疏离，与现实的文学经验、文学现状的脱节，以及阐释与评估文学现象能力的大幅度降低。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所以有如此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源于该学科的价值根基和学理依据还未能完全地建立起来，它依然处在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之中，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这一问题有进一步被悬搁与遮蔽的趋势。所以，如何从哲学的价值向度上，对文艺学学科的身份认同做出富有本质性的探索与说明，已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