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两千多年以来，经典文学文本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视野中一直是批评研究的中心对象，一部文学史基本上是经典文本序列的组合。然而，随着国际上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震荡和国内改革进程出现的新的情况，对文学经典认定的机制也相应出现了变化。针对这一变化，学者张荣翼首次在批评学的意义上指出，“在社会转型的诸多方面中，社会的权威机制已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它对文学的直接影响就在于文学中经典机制的失落和后文学经典机制的崛起”。[1]而当今社会权威机制造成文学经典衰落的原因在于：出版业出于追逐利润的动机而大肆发行世俗性的作品；文学作品接受读者选择与批评家裁断的时间很短而难以形成经典。即便这样，“文学经典机制在维护和建构文学秩序，使得文学能够达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能够有效地评定文学作品的优劣等方面，又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当文学经典机制在不能像以往那样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会有一种替代性的机制来填补它的功能，而且这种机制也确实存在，”张荣翼把这种机制称作为“后文学经典机制”。[1]他并且进一步指出，后文学经典机制“可以不排除文学经典，偶尔也可以推出新的文学经典，但文学经典已俨然失去了过去照耀文学的光彩，同时它又以非经典的文学来引导创作，起到过去本是由文学经典来起的作用”。这种后文学经典机制对文学产生的后果和挑战是，“经典的和非经典的界限正在模糊，它正在迫使文学领域做出秩序重构，也势必将使文学研究的领域作出相应的调整”。[1]承接前述张荣翼的言说理路进一步考察的话，我们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传媒的日新月异，文学的生产载体和阅读对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印刷媒体为主要载体的经典文本遭遇了电子媒体的猛烈冲击，文学研究的对象也向流行音乐、通俗文学、广播、服饰、文化产业、建筑、消费文化、日常生活及其中的制度、物件、行为方式等等发生了转移；传统的文学批评面对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囿于文本本身的审美批评明显力不从心；社会大众要求文学批评有效回应思潮与矛盾丛生的现实；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知识分子经济、社会地位的相对提高与言论自由度的增大，履行道义与责任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加强。以上导致文学批评对象转移的动因总的来说在于解决问题的需要。如佛克马所说，“看来，如果在经典传送的知识与人们的需要和非经典文本中可以获得这两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分歧的话，经典的调整就势在必行了。另一方面，经典无法服务于社会和个人需要，而另一方面，一套非经典文本又能满足这些需要。这样的差别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必然导致经典的变化和调整。因为经典的作用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2]既然“诸多文学理论家在讨论文学变革的时候，只依据范式变化的科学模式、或是认识变化的文化模式、或是社会变化的政治模式，而不是依据与文学理论与实践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的模式。”[3]那么，我们如何面对经典与后经典这一研究对象的转移、文学发展现实对文学批评的强烈吁请这一处境呢？笔者试图对后经典批评的走向做出尝试性的探询。 二、文学经典的内涵及其形成 首先有必要对经典的内涵、经典的形成过程以及经典批评做出解释。按《辞海》的解释，经典笼统包括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在英语中经典一词有三层含义，scripture的大写形式专指《圣经》，小写形式用于指除基督教以外的经典和经文；canon指标准、规则；classic指名著、优秀的典范。从狭义的角度，经典可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机构或大多数人在一定历史阶段所认可的具有永久或完满价值的典籍。从广义而言，经典意味着某一时代的价值与文化，是后世精神、信仰的宝库。正如佛克马所说，长期以来，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或者用一种更为时髦的说法就是，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具体而言，文学经典是指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完美结合具有典范价值的优秀作品。本文的后经典批评的“经典”是取" classic" 一义。文学经典的特点之一是具有时间性。经典一般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和认识接受才能稳定下来，每一时段人们都在制造层出不穷的新的经典，围绕经典作品进行读解逐渐形成解经学传统以及与此相关的学科、学派、协会、刊物、体制的建立等等。这些新的经典又面临难以逃脱为后续力量颠覆的可能性，它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清楚的范围，它与非经典不但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已经被选入经典的作家和作品永远要受到时代发展的挑战，有些会逐渐销声匿迹。如18世纪名噪一时的戏剧作家科里·希勃（Colley Cibber,1671～1757）在1730年获桂冠诗人称号，曾经远比菲尔丁有名。而另一些会被重新发现并正名为经典，如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由当时的默默无闻到后世地位显赫的变迁。文学经典不仅从来边缘不定，而且在不同的时代里中心和边缘作家的位置会有一些变动。特点之二是覆盖的范围具有多元性。例如由批评家决定的经典具有学术价值；由读者决定的经典具有流传价值。特点之三是文学经典化形成因素的多元性。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是文化累积和文化权力斗争的结果，记录着人类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识嬗变的进程。它还要经历时间的考验，经常是好多代人、好几百年流传仍然屹立不衰，而且它的优秀品质如审美价值、艺术性不断得到重新验证。文学经典的形成是如下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文学制度、意识形态、教育体制、出版流通、科研项目评审、评奖、文化产业、文化消费、大众文化、文学史写作等等。因为经典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经典的选择从来就包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动机。经典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因为经典能对于文化中被视之为重要的文本和确立重要意义的方法施加控制，故阿诺德·克拉普特认为，“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4]特点之四是影响的复杂性。文学经典在它确定地位的同时也就在廓清非经典的边缘空间。就正面意义而言，它意味着精神文明和审美趣味的承传；就负面影响而言，它作为一种权力具有价值取向和文体形式上的压抑，而后代的创新就在前辈的“影响的焦虑”中不断突破。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也将出现不可避免的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