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德尔事件”之后，美国著名学者朱迪思·巴特勒在2004年11月4日的《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为德里达辩护，认为德里达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文章也结合德里达去世这一事件分析了德里达晚期著作中的“哀悼”问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你最终将对你的生命和姓名作何反应？”德里达生前最后一次接受《世界报》访问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次访谈刊登在2004年8月18日的《世界报》上。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理解自己的生，也就必得去理解自己的死——独一无二的、绝对的死，无法起死回生、也无法救赎的死。 在这一启迪性的时刻，哲学家德里达需要到苏格拉底那里去寻找自己的先驱，这是非常有趣的。在74岁的时候，他需要转向苏格拉底，去了解他至今还没有很好地理解的最好的生。 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尽力去理解他的死，实际上，就是去追问人如何生和死，就不能与自己的生活达成和解。德里达晚年的许多著作都在集中讨论哀悼问题，他把公共哀悼行为作为一种礼物来给予死去的人，如他在2001年出版的《哀悼之作》(The Work of Mouring)中所做的那样。在那儿，他试图通过偿还他所欠去世作家和思想家——实际上是他们的文本——的文债，来与他们的死达成和解。他本人的写作构成了一种哀悼行为，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他可能以此向我们推荐一种追悼他自己的方法。 在那本书中，他公开追悼了罗兰·巴特（死于1980年）、保罗·德曼（死于1983年）、米歇尔·福柯（死于1984年）及其他一些思想家，包括埃德蒙·杰贝斯（死于1991年）、路易·马林（死于1992年）、萨拉·卡夫曼（死于1994年）、伊曼努尔·莱维纳斯（死于1995年）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死于1998年）。收入该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写给利奥塔的，写于德里达去世前6年。然而，这不是因为他死之将至才迷恋于这个话题，驱使他的，是他的“负债感”。 他们是他无法离开的作者，是与他共同思考的人，德里达通过他们进行思考。他写作，这是因为他阅读。他阅读，只是因为有这些作者存在，可以让他一读再读。如果没有这些作者，他就无法写作，仅从这一点来说，他常常“亏欠”他们，也许他的一切都来自于他们。他们的作品是他的作品的先在条件，他们的作品构成了激活和保护他的写作声音的渠道，很重要地，他的声音呈现为一种致辞。 1993年10月，我与德里达在纽约大学同台讲演，这次经历让我大为吃惊。我与他有过一次简短的私下交谈，涉及这些问题。当我们与其他一些演讲者同坐在一张桌旁时，我能从德里达身上看到一种迫切的神情，想要迫切地表达对翻译过、阅读过或者在公共讨论中为他辩护过以及那些恰当地使用了他的思想和言词的人的感谢。在他作出了几个超乎常人的慷慨姿态之后，我侧过身去问他，是不是他觉得有许多债要还。我是希望提醒他，他不需要有那么强的负债感，但看来，我的努力失败了。他好像听不懂我的英文。当我问他，“your debts（你的负债感）”时，他反问，“my death（我的死亡）”？“不”。我再次重复，“your debts（你的负债感）”！他又说，“my death（我的死亡）”！这时，我认识到，在“debts”（负债感）和“death”（死亡）之间也许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是我清晰的发音所无法穿破的，但直到我读了他后来的著作，我才认识到，这种联系其实有多么重要。他写道，“存在这样的时刻，正如哀悼所要求的，人感到有责任去宣布自己的负债感。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去说出我们对朋友的负债感”。当他说到“说出”我们的负债感的时候，他又保持了一种警觉，他想到，人们可能会仅仅以此来了结心中的负债感。相反，他承认所欠的这笔债务是一笔“无法计算的债务”，他不想偿还了：“我认识到了这点，但就这样了。” 在这一努力中，即这一短文中，存在着一种渴望，这一渴望无法抵达它所针对的对象，但却不能因此把这一努力仅仅处理为一种渴望。因而，尽管他者已经逝去，我们可以不管这一事实，准确地说，也恰恰是因为他者已经逝去，哀悼的行为成为了向逝去的他者继续“讲话”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说“雅克”，以此来命名我们已经失去的那个人，从这个角度说，“雅克·德里达”成了我们已经失去者的名字。 但我们还必须继续说他的名字，不仅仅是为了表明他已经逝去，更准确地说，也是为了表明他是那个我们继续与之对话的人，是那个我们在其中写作的人，因为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不依赖他，不与他一起思考或通过他思考，我们就无法写作。 德里达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这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国际声誉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任何一位法国知识分子。 不仅如此，他的作品还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思考语言、哲学、美学、绘画、文学、传播、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方式。他的早期著作批评了结构主义者关于语言可以被描述成一整套固定的静态规则的假设。他表明，这些规则是如何允许偶然性、如何依赖一种可以破坏其功效的暂时性的存在。他撰文批评那种不加评判地将“整体性”和“系统性”称誉为有价值的哲学立场，因为它们没有首先考虑被这种强制性的厚此薄彼行为所排斥在外的替代者。他坚持认为，阅读行为应该从文学文本扩展到电影、艺术作品、大众文化、政治方案，并扩展到哲学本身。“阅读”实践强调，我们理解的能力依赖于解读符号的能力。这预示着一个前提，符号以一种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的作者或言说者能控制的方式表现着自己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语言总会搞混我们的意图，而只是说，我们的意图并不能完全支配我们所说和所写的东西所产生的意义。德里达的著作起步于对哲学假定的批评，如其开拓性的著作《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67年）、《书写和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1967年）、《播撒》(Dissemination,1972年）、《明信片》（The Post Card,1980年）和《刺》（Spur,1978年），后来发展为如何将“差异”(difference)理论化的问题。他将这一术语写作“延异”(diff érance)，不仅为了表明表意性作品总要依赖能指和所指之间意义的延宕，同时也是为了体现一种伦理关系、性别差异关系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些读者认为德里达是一位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者的话，那他们就没有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用来命名某个事物、我们自己或命名他者的名称，恰恰就是没有能够抓住所指称物的部分，而不是制造或建构那个指称物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