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现状，研究者给予了诸多命名，诸如读图时代、视觉文明、视觉文化、图像文化、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等。与此相应的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广泛传播及实践。毋庸置疑，在这些不同的命名中，潜含着共同的价值判断，即传统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日趋式微乃至终结。需要指出的是，针对同一文化现象，各种概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理论研究的活力与切入视角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概念与术语的使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因此，在讨论问题前，就需要严格界定与规范某些概念的内涵与使用范围，比如图像文化与视觉文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等。我们将沿用视觉文化这一概念来指称我们目前的社会文化现实。我个人把当代的视觉文化理解为与传统的语言文化相对的影像文化，主要以电影、电视等艺术为代表。 西方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类文化分成了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方式：第一种，口头文化、手写文化、印刷文化、虚拟文化。第二种，马克·波斯特所界定的口传媒介文化、印刷媒介文化、电子媒介文化。第三种，哈罗德·伊尼斯从媒介角度，把西方文化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又可细分为9个时期：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时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电影时期；广播时期。第四种，巴拉杰在20世纪初的《视觉与人类》中，认为人类文化经历了视觉文化、读写文化，再到视觉文化这样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我们的文化将重新迎来以“视的精神”取代“读的精神”，以“视文化”取代“概念文化”的时代。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另外一些西方学者如尼克·史蒂文森则把从媒介角度进行文化研究诸多理论流派划分为三大方法：第一，各种批判的研究的方法，如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探讨对媒介进行意识形态歪曲的各种系统性形式以及媒介与更广泛的所有制、权力和权威体系的联系；第二，各种象征和文化的研究方法或受众研究，主要探讨媒介的符号丰富性等，主要体现在麦克卢汗、詹姆逊以及博德里亚等的相关研究中；第三，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史蒂文森认为，这三种研究方法对我们理解现代电子文化、印刷文化和口语文化均有裨益。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从理论上来理解视觉文化以及它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关系。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不同的切入点、不同的研究重心势必导致不同研究格局的出现，以及迥然不同的理论思考。这里存在着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两个研究方向和领域。第一，把研究重心放在对传统文学艺术的研究上，主要考察它在视觉文化的时代语境中，从文学的生产、传播、文本到接受所发生的系列性嬗变，以及与此相应所产生的新的审美品格与艺术特性。第二，把研究重心放在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当代视觉文化上，主要考察作为其整个艺术重要元素的语言在影视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功能、审美特性、叙述策略等。我个人以为，对前者的探讨更重要，也更迫切，这一理论需要我们来回答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一个越来越图像化、视觉化的社会，传统艺术尤其是具有高度抽象能力的语言艺术还有无生命力，是否就此终结？从现实情况看，文学的处境已经非常尴尬，而文化的图像化、视觉化才刚刚开始。语言艺术最终能消亡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要从理论上说明由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结果。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同样也要从理论上说明它在哪些方面进行变革才能应对视觉文化时代的严峻挑战，从而壮大繁荣文学自身。这些都需要研究者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视觉文化时代的传统文学研究应该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媒介角度进行切入与突破。具体而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语言的媒介方式在人类技术演变过程中的更替以及对文学的生产、传播、文本结构及接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语言艺术的媒介自身所具有的审美属性，以及基于媒介自身特点所引发的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的深刻变化。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克罗奇的相关主张，他认为艺术活动与媒介无关。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媒介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艺术创造活动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媒介活动，正如美学史学者鲍桑葵所说，任何艺术家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殊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对媒介的特殊能力，艺术家靠媒介来思索，来感受；媒介是他的审美想象的特殊身体，而他的审美想象则是媒介的唯一的特殊灵魂。实际上，从媒介的角度来探究文学艺术早已有之，如亚里士多德在对艺术进行分类时就采用了媒介作为其中的一个标准，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众所周知，媒介自身的历史性演变有赖于新技术的问世，而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识和观念的层面，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 对此问题，西方学者已作了富有成果性的理论探索，比如，麦克卢汉理论的核心在于，探究技术媒介影响人类感知的方式，这构成了今天媒介研究的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与麦克卢汉在媒介问题上的乐观主义相反，博德里亚持悲观论，对拟像和超现实的探究是其理论的核心；哈罗德·伊尼斯其理论的独创性在于，探究媒介在西方文明兴衰过程中的作用，与麦克卢汉把媒介分为冷媒介、热媒介不同，他着重探讨媒介与空间、时间的关系，以及对人类文明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对我们的文学研究而言，应该着重考察的是语言艺术在口传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三大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传播、文本结构、接受方式等存在的诸多显著差异和内在联系。概而言之，从作为媒介的语言来看，口传媒介的文化主要是听觉文化或听说文化，听觉生活压制着视觉价值，比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手抄本和早期的书籍是被用来高声朗读的，诗歌是被用来吟咏和歌唱，与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印刷媒介的文化主要是一种读写文化。与口头传播时期通用的那种重复性的对话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印刷媒介能将事件以有序的、合乎逻辑的和客观的方式进行组织，促成了线性的、序列化的因果思维方式。此外，以页面文字所具有的物质性与口传文化中言辞的稍纵即逝相比，印刷文化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印刷媒介也使文学生产与接受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不再说书—听书，而是写书—读书，从而营造了一种更鼓励人们思考的文化环境，培育了自我反省的概念，书被静静阅读的过程中，审美静观、审美沉思的审美观念也得以形成。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口头传统蕴含的是精神，文字和印刷的固有属性却是追求物质，口头传统之式微，意味着对文字的倚重（因而倚重眼睛而不是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