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调查问卷表明：94.6%的新生代作家认为学院文学研究对自己写作无任何影响；92.8%的作家认为相对于真正的写作现状，这样的研究不能成立。尤其是后者，对学院批评釜底抽薪式的否定，让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学院”并不缺少批评，缺少和缺席的是真正意义的学院批评。 什么是真正意义的学院批评？难道“以思想和意义的阐释为基本目的的”，并“在学术话语的规则中加以运作的批评样式”都还不是？我以为：然。那么，什么才是呢？硬要妄下断语，我只好敷衍着说：“内含学院精神、学院品格的文学批评乃是学院批评”。这就意味着，不管批评主体是否在学院的高墙或者学院的体制之内。也意味着，来自学院内的批评并非全是学院批评，即便在特定历史时期它获得了某种话语霸权，甚至是社会法权。 如此定义，显然自寻烦恼，接下来的追问必然是：何谓学院精神、学院品格？如果寻根究底还可问：具有何种精神与品格才算“学院”？我们有真正意义的“学院”吗？看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小文章能够解决的问题。亦可能是一个要捅马蜂窝的问题。 要对学院精神、学院品格下定义，对我这个“学院”中人来说都很难下手，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的或一部分。看来我只好打打太极拳了。好像维特根斯坦说过，界定乃是否定。既如是，我可以从反面来回答问题的某些部分，其余的留待大方之家去解决。运用这样的方法实属无奈之举。 所谓从反面去回答，即是看：人们在指责学院批评缺失或缺席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到底丧失了什么，缺少了什么，才造成如此局面？抑或是，人们在呼唤学院批评的时候，究竟在呼唤些什么？也就是说，只有这些已缺失、被呼唤的东西的到场才能打造、建构学院批评。这些东西的后面又是什么？或者问，这些东西又要背靠什么才能生成？ 曹万生先生的文章，在分析学院批评的困境以后，对复兴学院批评中的人文主义批评孜孜以求，同时又满含疑虑。他的三个提问掷地有声，切中要害：我们的力量在哪里？队伍在哪里？思想在哪里？或者限于篇幅，或者出于叙述策略，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转而为拯救学院批评开出三道药方：回到人文主义的本位；建立公认的学术权威；要有真正的独立的有体验的有看点的历史、美学批评。其实在我看来，后面的三道药方都是建立在前面的三个问题上，即：学院批评的动力机制、思想资源和人才队伍问题。 先谈人才队伍。其实我们并不缺少通常意义上的“学院”批评人才，尚在十多年前，学界就盛传现当代文学研究队伍拥挤超编。而事实正是这样，在90年代初笔者就是这种“超编”的直接“受害”者，体验颇深，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毕业以后，凭着还算不少的“成果”，竟然不能在遍及全国的“学院”中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而被迫浪迹“他乡”。但显然这个拥挤的队伍中人又不全是学院批评所要的人才。在曹万生先生看来，这种人才我们曾经是有的，是在步入商业社会的过程中，学院批评的两次历史与逻辑的分化和发展才导致了这种人才的丧失。与曹氏观点相似，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就是由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学院派人士发动的。我并不一定赞成但也不想轻易否定“我们曾经拥有学院批评人才队伍”这个前提，我感兴趣的是，曹万生先生和其他一些论者在论及学院人才缺失的原因时，所反复谈到的关键词汇：商业社会、红包、资本、良知和独立的人格。换言之，是商业社会的各种资本，包括权力资本、文化资本、货币资本等等对学院批评人才的诱惑与俘获，才使其丧失了良知与独立人格，而渐次造成这个队伍人才的稀缺的。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恐怕又是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套现的货币资本。 资本哪来这样大的魔力？这要看学院人士对资本的需求程度。如果不是浅薄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不是偏执地信奉孟子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文化论者，而是清醒地面对历史和现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作为“清水衙门”的学院知识分子曾经一贫如洗，对资本的饥渴已经超出普通意义的需求。当千载难逢的机遇到来的时候，为什么单单要学院知识分子来个“君子固穷”？况乎在马克斯·舍勒所说的“怨恨心态”的驱使下，所谓的道德、良知、人格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如此的不堪一击。 更为关键的是，资本对于学院批评人才队伍的生成至关重要，极而言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鲁迅先生上海10年，靠丰厚的稿费与版税，成为自由撰稿人，职业或曰市民作家，在这一时期，无论他的杂文数量与质量，他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广度、深度和尖锐程度，都超过前期。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但“经济基础”可能最为根本。饿着肚子光着膀子言说真理，除了上帝恐怕对谁都很难，尤其在消费时代。没有经济的独立，人格的独立谈何容易！在这个时候重温导师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但又的确重要，比光是反复引用里尔克的“挺住就是一切”激励大家更为有效，这对少数个体也许有用，何况消费社会还要长期发展下去，你能“挺住”多久？记住，里尔克毕竟是一个诗人，也只是一个诗人。 次说思想资源。对“学院”批评指责较多的还有：缺乏对文学的体验、感悟能力，缺乏对文学作品优劣的判断能力，缺乏真正的理论洞见。对是否缺乏文学的体验、感悟能力我不想去说。现在一部分学人重新祭起文学体验的法宝，一说起体验感觉等字眼就露出一副精神贵族的样子，好像别人都不懂惟有我懂文学，因为我敏锐，我天生能体验。但对于这一建筑在心理学基础上的文学标准，究竟比建筑在哲学、社会学等等基础上的可靠多少，我虽置疑但不愿多发谬论，况且心理学的东西，那些印象式、情绪化的玩意儿又是如此的难以捉摸、难以证伪。我只想稍稍走近缺乏判断能力与理论洞见的背后。雷内·韦克勒曾在《批评的概念》一书中，对西学传统中的“批评”一词之蕴含进行知识学梳理后，得出过这样的结论：“批评就是指正确判断的标准”。这个结论对汉语语境中的人来说不好理解，批评怎么会是标准？怕是有语病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批评肯定与标准有关，而且是正确判断的标准。具体到文学的学院批评，无论你是社会历史批评、伦理批评、语言批评、心理批评、审美批评，还是别的什么批评，你都总得有个正确判断的标准吧？问题就出在这个“标准”上。排除外界因素的于扰，平心而论，今天学院中人多少有这个“标准”？为什么没有？说起来我们并不缺少建立这个标准的思想资源，华夏文学源远流长，汉语思想博大精深。问题是“五四”铲孔孟覆伦常打倒旧文学以后，这样的思想资源在如今的文化血脉中还剩多少？而以后随着一次又一次革命的轮番上演，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不断的颠覆与变换，几乎未及喘息，又突入文化多元、价值混乱的商品社会消费时代，请问：在此情形下我们靠什么来建立一个正确判断的标准？难道仅靠支离破碎二道贩来的西方文化？抑或是仅余残砖断瓦的华夏传统？要不然是二者的畸型媾合？标准不在，何来文学作品的优劣判断？何来关于文学的理论洞见？也许学院批评还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院传统提供思想资源。需要一个漫长的、持续不断的对于真理的追求与探寻的思想、意志与知识累积，而非城头变换大王旗式的历史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