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问世一百周年之际，由河北师范大学联合国家图书馆、《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31日至8月2日在美丽的塞外名城承德胜利召开。与会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就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文学观念的演进、文学史写作与学术观念的关系、文学史与史学之关系、文学史的写作历程，现行文学史著作的得与失、文学史著作的类型与写作规范、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前景等都发表了精彩的见解与看法，从理论到实践、从纵向历时到横向共时、由回顾到前瞻，多角度全方位地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利弊得失做了深入高品位的探讨，提出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 一、关于文学观念的演进与百年文学史写作实践 文学观念不仅对文学创作有着潜在的深刻影响，而且对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也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百年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与近代以来文学史观念的兴起与演进密切相联。对于二者关系，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通过对胡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文学史观念的比较，分析了20世纪前期文学史观念的形成机制。他认为20年代出现的文学史，写作思路丰富多样。1921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用进化观处理新文学，重视时间因素，强调文学是发展的。胡适的进化发展观对20世纪文学史观念的影响是覆盖性的。而梁实秋认为文学不分新旧，重在考虑文学品格，文学贵在符合健全人性。梁实秋否定文学的线性发展说，认为文学是平面的，研究进化无意义，近似于西方的文学是无史的观念。周作人《中国文学源流》也不同意线性发展的时间观，认为文学是载道的与言志的，新文学是公安派的再生，提出了循环论文学史观，强调研究文学循环及审美意识。从二三十年代文学史观看，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应该是多元的，单一的视角与模式，不能包揽整个文学史。此外，温先生还倡导通过打通古代现代的界线，寻找文学史研究新的增长点。 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结合整理钱钟书先生手稿的体会，有针对性地强调了钱钟书文学史观的启发意义。钱钟书先生认为文学是无法定义的，他不同意周作人把文学史看成载道与言志两派相互消长的观点，认为文学史并无规律，文学研究重在语言和文史分析。这种文学史观不仅代表了当时的一种观念，而且对钱钟书整体学术成就也有一定影响。从文学史观角度说，其《中国文学小史序》应给予高度重视。黄霖教授以最早出现的林传甲、窦警凡和黄人的三部文学史为例，分析了早期文学史写作的缘起与特点，辨析其中反映的文学观念，认为这三部文学史体现出从杂文学向纯文学观念的演变。 南开大学张毅教授结合参编几部文学史的体会，选取了胡适《白话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和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三部代表性著作，探讨了20世纪文学史写作的发展历程与特点。他认为这三部文学史代表着20世纪文学史写作的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与成就，反映了20世纪文学史观念的演进历程。胡适《白话文学史》重视文学形式，是进化文学观，贡献在文体上；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则以唯物史观代替胡适的进化史观，以因果律解释文学史，贡献在于文学观念的转变；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重新回到对文学本身的重视，其贡献在于对文学史功能价值的强调。此外，张毅先生还认为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是多元化的，通史、断代史、分体史多元并存。通史为教材性的，断代史与分体史为专家性的，多元互补，更能反映文学史实际。 二、关于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界域、类型与规范 对于文学史研究的边界范围，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教授认为，文学无疆界，文学史也是无疆界的，可以是大帝国观念，也可以是小范围的。而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则认为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创作是互动的，网络文学等形式已进入文学视野，因此，文学史写作在一定场合是应该有界域有疆界的，要对海外华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做具体的分析和处理。讨论中学者们对文学史类型也作了归结，普遍认为文学史分为教材类文学史和专家类文学史两种，郭英德教授更具体区分出学生用、教师用、专家用、大众应用四类文学史类型，认为文学史具有认识历史、传播文化、预见文学发展走向的功能，不同文学史写作有其自足性，要从可操作性出发，并且应将传播作为文学史思考与写作的重要因素考虑进来。浙江大学廖可斌教授认为文学史的出现是教育体制决定的，也是文学边缘化的产物。文学史编写应是多元的，类型有通史、断代史、分体史、思潮史多种，自考教材是体制变化的产物，意义不大。文学史编写是不断充实新的研究成果的动态过程，对教材的过多批评没有必要，而且编权威文学史的想法也应该受到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蒋寅研究员就公认的两种类型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文学史只有教材类文学史，提供一般性知识，不阐发，就其体例而言，袁行霈新编《中国文学史》最符合教材的要求，作为教材要介绍知识，梳理线索，把已成共识的最新研究成果汇集起来，给非文学史专家看。其意义在于整合现有知识，淡化个人色彩，是一种四平八稳的教材。而所谓专家文学史，要体现个人观点和创见，就需要有材料考论和论证过程，这实际上已是史论而非一般的文学史了。此外，蒋寅先生还指出现行教材文学史写作存在中间与前后的强弱不平衡现象，认为应集中人力物力开发较薄弱的新领域，这样文学史研究才会有新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