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使义语义关系是：“V[，0]—N—V/A”，名词是句法义“使”、“令”的受事，是原动词的施事或原形容词的主事。认定义语义关系是：“以N为A”，名词是句法义“以”的受事、“为”的主事。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名词一身二任。 本文说的“致使”、“认定”现在一般称作“使动”、“意动”。这是陈承泽《国文法草创》首先提出来的（原名“致动”）；现在有的论著仿此提出“X动”说，将动名结构中名词表示动词的目的、对象、原因、工具等称作“为动”、“对动”、“因动”、“用动”（例见3E、F、G、H）等跟“致动”“意动”并列、同类。看来“X动”说难以成立。 第一，“使动”、“意动”用法动词（包括名词、形容词）本身含有致使、认定句法义，其后面的名词显现外，也可以隐现；而这些“X动”的用法，动词无相应的句法功能义，后面名词不可能有隐现情况，这就不能按语义关系定名。 第二，句中动词是句法结构、语义结构的核心，前后的名词均与动词有这样、那样的语义关系。如状述名动结构： （1）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乐之。]（《诗经传·周南·关雎》） （2）曹兵虽弱，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故者，结交之因也；谓因事而结交之。]（《资治通鉴音注·汉纪·献帝乙》） （1）“琴瑟”表示工具，（2）“故”表示原因。这样，也可名“用动”、“因动”；可没有论著如此命名的。 第三，汉语的特点是相同的动名语义关系，可以表达为不同的句法关系。如名词表示与事、方位；可是所谓宾语（如3D、M），也可是主语。 （1）蚕事毕，后妃献茧。[后妃献茧者，内命妇献茧于后妃。]（《礼记注·月令》） （2）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则野无交兵，[六国皆为与国，则兵不交锋于野矣。]县无守城。（《资治通鉴音注·秦纪·二世上》） “致动”、“意动”用的词序，名词只能在动词（包括名词、形容词）后做所谓宾语。 可见，“致动”、“意动”确实是古汉语诸种动名语义关系中独具特色的两种，而其他动名关系是不宜仿称“X动”而跟“致动”、“意动”并列的。这就启发我们思考，陈承泽为什么只是提出“致动”“意动”而不另说什么“X动”。 3谈动宾关系、动词用法“特殊”说，现在相当普遍的也将“使动”、“意动”列入。这两种语义现象多见于古汉语中，怎能算是“特殊”？“使动”、“意动”各有特色，但在古汉语中根本不是“特殊”语义关系。 “特殊”说之外，又有“使动宾语”“意动宾语”提法。须知，陈承泽提出“致动”、“意动”，是从词法角度谈名、动、形的用法，不是从句法角度给成分定名。现在已相当一致说的施事宾语、受事～、与事～、结果～、原因～等等，是从名词对动词而言；那这两种宾语也应该从名词着眼称“受施宾语”、“受主宾语”为当。 5 动名句法结构同一——否定宾语、补语之分 3所谈动名（V—N）谓词结构，由于语义关系的复杂、多样（加上4使动、意动，计A……O15种），句法分析现在颇不一致，有一分和二分。一分全是作宾语，而分类又不相同：有的分一般宾语（如A、B）、特殊宾语（如C……O，称“施宾”、“与宾”、“为宾”、“对宾”、“涉宾”等等）；有的分受事宾语（如A、B）、施事宾语（如C）、主题宾语（如N、O）、关系宾语（如D……K）、其他宾语（如L、M）。二分是分宾语、补语，而范围又不相同：有的定A、B为宾语外，其他C……0是补语；有的定A……K、N、O为宾语，L、M是补语。 V—N句法分析存有分歧，而对V—P—N（P，介词）句法分析无分歧；相当一致的认为是述补结构，即所谓介词结构（或名介宾结构）做补语。 现在有一种区分宾语、补语的主张，尤其是现代汉语语法分析，认为V—N是述宾关系，V—P—N是述补关系；其中的N是补语、是宾语以有无P而定。这种区分可以说不适合于古汉语；因为古汉语中，同样V、N组合，表示同一语义关系，可以无P、可以有P。列出3中几例来看。 甲 乙 A[，1] 害事 害于事 F[，2] 学著人 学于贮门之人 G[，2] 死权 死于权势 K[，2] 强齐燕 强于齐燕 L[，2] 取笑千载 取笑于后世 M[，2] 生人心 生于人心 B[，1] 告凶 告以凶亡之征 I[，1] 食草具 食以下客之具 如果按有无P划分补语、宾语，这样，同一个名词在原文中是宾语，在注文中就是补语。那这样划分宾语、补语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种特殊动宾关系“使动、意动、介动鼎足三分说”。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使动”“意动”中无介词，也不能有，其他所谓特殊动宾关系可以加入介词表示。此说也未免绝对化。看下例： （1）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谓以我为幼，故轻我也。]（《史记索隐·李斯列传》） （2）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少我谓轻我以为幼少也！固我谓轻我以为固陋也。]（《资治通鉴音注·秦纪·二世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