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在《中国语文》发表了《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论证了介词“于”是甲骨文中动词“于”用作连动式中的第二个动词虚化而来的;2003年《中国语文》第4期发表了时兵的《也论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2004年第4期又发表了梅祖麟的《介词“于”在甲骨文和汉藏语里的起源》,提出了汉语介词“于”起源于“共同汉藏语”新说。时兵(2003)说:“我们认为介词‘于’的真正来源可能是远古汉语的格助词,它的语法功能与古藏语向格助词la相当。”(344 页)梅祖麟(2004)的“回答”是:“(甲)共同汉藏语有个动词,意思是‘往,行’……它在上古汉语里演变为及物动词‘行’……(乙)甲骨文里有‘往于X’、‘步于X’、‘出于X’句型的句子,X代表行为的处所终点。这种结构原来是ViVtO组成的连动式。跟蒲立本(1986)、郭锡良(1997)两位一样,我们认为连动式V[,1]V[,2]O中的V[,2]变成介词是再自然不过的演变。”(324页) 梅祖麟虽然称赞时兵“采取崭新的态度”,却又说:“语法化一般是单方向的,只有动词虚化为介词,没有介词实化为动词的。”(327页)明确表示赞成蒲立本和我的观点——介词“于”是由连动式中的V[,2]变来的。 实际上他是代替我在一定程度上答复了时兵对我的质疑。时兵的文章还有不少可商之处,我不想在此再多讨论;倒是想对梅祖麟教授的汉语介词“于”来源于共同汉藏语的“往,行”义动词的说法做点商榷。 梅祖麟的介词“于”来源于共同汉藏语“往,行”义动词的依据是龚煌城教授在《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中所举的藏缅语同源词: “汉:于[*]gwrjag>[,c]ju 藏:gro行,走 往[*]gwrjangx>[c]jwang 缅:krwa去,来”(龚煌城,1990:9) 可是俞敏先生的《汉藏同源字谱稿》和邢公畹先生的《汉藏语同源词初探》都没有收作同源词,说明这并非共识。事实上,这项同源词的认定在音义方面都不是无可商讨的。高本汉以群匣二母互补,把匣母拟作g-;后来曾运乾、葛毅卿、罗常培先后论证“喻三入匣”,证据确凿,于是董同龢、王力先生都把上古的匣母拟作
-,不作g-。李方桂先生仍拟作g-,这是颇多争议的。再从意义方面来看,汉语“行,走”和“往”,“来”不属同一个义域,混淆在一起,是不可能精确的。《释名·释姿容》:“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尔雅·释诂》:“如、适、之、嫁、徂、逝,往也。”“行,走”是人的下肢动作,“往,来”是人在空间的位移行为。古训就已对它们作了区别,现代语义场理论更不会把它们归到一个最小子语义场中去的。我在《音韵问题答梅祖麟》(2003)一文中,回答梅氏向我提出的问题——“怎样做汉藏比较?”提出了汉藏语比较研究中存在比较严重的“三隔”现象:“音隔、义隔和类隔(同源词和借词的类别混淆)”。这就是我在那里所说的“义隔”。(注:我在《音韵问题答梅祖麟》一文中举了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中的“音隔”例3个、“类隔”例3个,举了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的“义隔”例3个,也指出了梅氏把“汉语的‘岁’与藏语的skyod-pa(行走,逾越,时间之逝去)”看作同源词是“义隔”“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还分析了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中把闻宥先生比较后而否定其同源关系的108 对台语和汉语的词强拉作同源词的错误,指出“问题也就表现在三隔上”,是“乱点鸳鸯谱”,也就是“义隔”。可参看。)语言的语义系统(即义位系统)比语音系统、语法系统复杂得多,也大得多;词汇、语义是语言要素中与社会现实联系最密切的成分,总是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即使汉语和藏语确实是一个语系,但是把分开至少已经四千多年的古藏语和比它早两千年左右的上古汉语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拉到一起作比较,恐怕无论如何也是带有很大危险性的。甲骨文中“行”字多用作人名,无“走”、“趋”二字,“行、走”义多用“步”字;甲骨文中也无“适、嫁、徂、逝”等字,“之”只用作指示代词、地名和人名,“如”也不用于“往”义,用作位移行为的动词主要是“来、往、于”三字。“往”、“于”二者也有别,“往”不带处所宾语,“于”带处所名词作宾语,在甲骨文可辩识的“于”字总用例中占5%,有250例以上。(注:参看郭锡良(1997)《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可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于”字基本上是用作介词,用作动词已是古语的残留现象。替代动词“于”的有“如、适、之”等多个语词。《春秋》经传除《公羊传》外多用“如”,很少用“之”。比如:“如陈、如周、如齐、如晋、如楚、如秦”等。《论语》、《孟子》却只用“之”,不用“如”。比如:“子之武城”、“之楚”、“之齐”、“之宋”等。简略统计如下: 书名如适 之 春秋83 0 0 公羊2 0 26 谷梁4 0 2 左传25962 1 论语0 6 4 孟子0 4 28 “如”和“之”在这几部书中有对应的现象,是否地域方言原因,待考;“适”既不避“如”,也不避“之”,应该是附加义有别。《尔雅·释诂》中所举另外几个词“嫁、徂、逝”更无疑是附加义有所不同。表空间位移义的及物动词由一个“于”发展出“如、适、之”等多个词语,我们可以推断是在西周至春秋战国这段时间,不会超过一千年。再过不到一千年,六朝时代位移义及物动词又有了变化,以“离开”、“距离”为常见义的“去”转而作表位移义的及物动词,唐代已经成为常用义。例如: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 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白居易《城盐州》) 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李贺《南园》之十) 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杜牧《兰溪》) 根据文献资料,从甲骨文到唐代不过两千年左右,汉语表位移义的及物动词变化如此之大;难道从设想的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共同汉藏语到公元7世纪的古藏语“行、走”义动词,近五千年之间竟然还能保存共同汉藏语的原貌(或者说基本面貌吧),可以与早它两千年的上古汉语位移义动词“于”认作同源词。这是否有点玄乎?我们知道,藏语是粘着语,有形态变化;汉语是孤立语,没有形态变化。人们认为藏语是最近似汉藏共同语的,那么汉藏共同语和原始汉语也应该是粘着语;可是甲骨文时代汉语已经是孤立语,这恐怕是很难否定的吧。不解决汉语怎么由粘着语变成孤立语(比较语法),只着眼寻找两种语言的同源词(比较常用词),这是很难解决汉藏诸语言的系属关系的,也难免让人感到有点舍本逐末的嫌疑。再说,两种语言的现状,尤其是历史并没有弄清楚,原始汉语、原始藏语及原始藏缅语的面貌谁清楚呢?常用词的比较靠音义的近似来推测,而不是根据语音对应规律,结论的可靠性有多少?谁能说得准?因此,上古汉语的及物动词“于”来源于共同汉藏语的“往,行”义动词,与古藏语“gro行,走”是同源词,这种说法还只能是一种推测,很难说是科学的结论,要想人们普遍接受,是不太容易的。 下面我要回答梅祖麟同我商榷的意见。梅文在第三节中说:“下面引的例句是郭锡良先生(1997:132)引过的: (六)步/往+于+处所名词/动词“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