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十九世纪末开始，大量古文献重现于世，王国维《库书楼记》指出当时新出的文献有 四大类： 光宣之间，我中国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虚之甲骨；二曰：汉晋之简牍；三曰： 六朝及唐之卷轴，而内阁大库之元明及国朝文书，实居其四。[1][p24] 后来王国维和其他学者加以修订，这些新出文献的种类有所加减。[2][p5]不过，无论 如何这些发现大都跟音韵学有关。而其中以敦煌和西域出土的音韵学著作，对音韵学的 冲击最大，王国维自己也写了不少论文。音韵学家利用这些重大发现的材料进行研究， 写出了不少论文，取得很大的成果。然而这些音韵学家的成果大都是内向性质的，只是 对音韵学本身研究起着完善的作用。譬如说上古音研究中，清代学者以韵文、声旁和通 假字作为最重要的材料，简帛文献大量出土以后，音韵学家对这些资料极为重视，不过 其研究的焦点，仍然是其中的韵文、异体字的声旁和通假字，以此重新考订和构拟古音 ，对推动古音研究的确有极大的意义，然而对简帛文献研究的整体却不见得有什么重大 的意义。那些经过重构的古音系统，对其他学科所起的作用，往往只有工具的功能。文 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积极利用音韵学的方法来考释文字，运用韵脚来离章辨句，(注：参 阅吴辛丑《简帛典籍异文研究》的第五章第一节《简帛异文与上古音的考订问题》(广 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页108—110)。又，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第五 章《战国文释读方法》的第七节《音义相谐》，其中谈到考释文字时分析“声纽的通转 必须以音韵界公认的结论为依据”(订补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页29 4)。)音韵学家却不如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那样非常关注简帛文献的本身，文字学家、 考古学家对古文献研究的贡献似乎大于音韵学家。 鲁国尧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12届学术讨论会上呼吁音韵学同道“重视出土简帛的研 究”，[3][p2]并不是无的放矢，近十年来专门讨论简帛文献的音韵学著作的确不多， 根据刘广和、张渭毅等编的《1994—2001年上半年音韵学论著目录》，和郭必之编的《 香港近四十年(1961—2000)汉语音韵学著述目录(学位论文部分)》，在论著题目中标明 是与简帛文献有关的只得四种。当然有些题目与简帛文献无关，甚至题目也不多像音韵 学的论著，但其中涉及在简帛文献的研究上应用音韵学的方法，如虞万里《尹湾汉简神 乌傅笺释》，其中就有一节专门讨论“神乌傅用韵及其撰作时代推测”(注：虞万里《 榆枋斋学术论集》(页623—625)。按：《榆枋斋学术论集》的目录在《尹湾汉简神乌傅 笺释》篇目之下有小节题目：“神乌傅用韵及其撰作时代推测”(目录页8)，但内文没 有分小节。)；又如陈广忠《中国道家新论》，其中第二章《老子散论》就有三个小节 以接近一百页的篇幅来讨论简帛《老子》的用韵。不过整体来说运用音韵学的成果来研 究简帛文献的论著的确不多。(注：按：不单论著不多，更可悲的是音韵学在简帛文献 研究上所占地位也不高，《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五章《关于简帛学研究理论与方法 的几点思考》提到简帛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其中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古文书学、史 学史、文献史料学、古文字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页300—367)，并没有提到音韵学 ，勉强跟音韵学有关的部分，只是谈到《古文四声韵》(页354—355)，虽然该书的重点 在于讨论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但也说明了音韵学在简帛研究中的地位。) 本文拟就日常习诵所得，举例说明运用音韵方法来处理简帛文献，不单对文献的本身 非常重要，对回馈其他学科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断代研究 不少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同样是音韵学家，王国维自己就兼有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的 身份。不少身兼古文字学家的音韵学家，面对古文献材料时，大多只是把音韵学的方法 当作考释文字的工具，也没有意识到运用音韵学的方法对文献本身作整体的研究。譬如 说甲骨文和金文的断代研究方面，音韵学对金文的断代分域研究有不小的贡献，然而相 对于金文，甲骨文音系的研究，似乎尚未能全面运用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上。(注：按： 邹晓丽等的《甲骨文字学述要》有一章专门论甲骨文的音(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页50—99)，此书为近年介绍甲骨文的音系最为全面的著作，可惜涉及断代的地方不多 ，未见使用音韵学的方法来断代。)金文断代分域研究之可以运用音韵学的成果，其原 因是出土地点清楚，铭文有时标注日期，再加上所涉人物，以及器物的形制、文例，因 此断代分域容易考得，运用上古音研究的成果可以说只是锦上添花。 然而出土简帛文献的地域和时代下限同样相当清楚，(注：根据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 源流》的《简帛分域编(1900—2003年)》，只有“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和“香港中文大 学文物馆藏简牍”算是“流散简牍”，其中除了汉代简牍229枚之外，李零推测这两批 东西都是出自荆门郭家岗墓地。)但断代研究却不如金文。墓葬里面出土的简帛文献之 中，很多是传抄的东西，年代下限大致可以推断为在墓葬封闭之前，但上限似乎很难考 订，因此考订这些简帛文献的时代远比金文来得更有需要。 简帛文献用韵的部分不少，可以直接运用音韵学的研究成果来分辨文献的时代，虞万 里《尹湾汉简神乌傅笺释》就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例子，他指出《神乌傅》“用韵基本上 反映出西汉江淮一带语音特色”；[4][p625]此外刘宝俊《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乙本 卷前古佚书用韵研究》一文利用韵脚分析，提出那些古佚书的作者有可能是晚周秦汉江 淮一带的楚人。(注：《语言研究》1996年增刊，页146—147。又郑家恩《马王堆汉墓 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之用韵探讨》里有一小节《从四佚书的用韵情况判断其书时 代和地域》，集中讨论“邦、国”两字异常押韵的情况，以此来判断那些佚书是否出于 战国楚地(《问学二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97年，页82—84)。按：避汉 高祖刘邦讳，将“邦”改为“国”，只能说成书下限在汉初之前，但不能证明一定出于 战国中期；况且根据该文分析，无论换作“邦”或保持原状作“国”，其入韵的次数都 大致相同(甚至作“国”的话，多出一例)，若按刘说，则为江淮的楚人所作，因此郑家 恩上推至战国中期恐无确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