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5)02-0051-09 一、引言 “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本是语义学中的概念，指某个词意义构成的特点。2 0世纪七八十年代，语法学家通过“语义特征”分析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现象，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1]“所谓语义特征分析，是指通过分析某句法格式的各个实例中处于关 键位置上的实词所具有的共同的语义特征，来解释、说明代表这些实例的句法格式之所 以独具特色、之所以能与其他同形句法格式相区别、之所以只允许这一部分词语进入而 不允许那一部分词语进入的原因。”[2](P121)语义特征分析在汉语语法史研究中是否 也能起到重要作用?我们认为，研究一种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历史演变(注：有些学者 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上古汉语是有形态变化的，但至今并没有作出令人十分信服的 论证。)，语义特征分析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以往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运 用了这种方法。本文尝试运用语义特征分析的方法，重新探讨“V[,1] + V[,2] + O” 向“V + C + O”演变的原因以及判断这种演变实现的标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语义 特征分析必须与功能特征(function feature)分析相结合，即语义特征的分析必须经得 起功能特征分析的验证，而功能特征的分析必须有语义特征分析的依据。 “V[,1] + V[,2] + O”指“(苏秦)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战国策·秦策一》)、“ 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战国策·燕策一》)这种结构，笔者称之为“连动共宾结 构”(注：见杨荣祥：《论上古汉语的连动共宾结构》，“新世纪汉语史发展与展望国 际学术研讨会”(杭州，2003年)论文。)。上古汉语的连动共宾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作不同的分类(注：见杨荣祥：《论上古汉语的连动共宾结构》，“新世纪汉语史发展 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2003年)论文。)，但其中与“V + C + O”这种动结式 有直接关系的只是V[,1]、V[,2]紧连且共带一个受事宾语的一类，本文所说的“V[,1] + V[,2] + O”连动共宾结构指的都是这一类。“V + C + O”指“时彼大臣，救活一人 ”(《贤愚经·卷一》)“斫破寡人六十万军营”(《敦煌变文·汉将王陵变》)这种动词 带结果补语和受事宾语的结构，下文简称“动结式”。 连动共宾结构“V[,1] + V[,2] + O”产生于先秦，西汉《史记》中十分常见，其特点 是V[,1]、V[,2]共一个受事宾语，如“见说赵王”即“见赵王”、“说赵王”(鲍彪注 ：“见说，见而说也。”)，“袭破燕”即“袭燕”、“破燕”。 关于动结式的来源和形成时代，已经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动结式主要来源 于连动结构这一点上，学术界已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对动结式形成的时代还有不同看法 ，我们同意蒋绍愚和吴福祥的意见，认为动结式形成于东汉六朝时期。(注：见蒋绍愚 ：《汉语动结式的产生时代》，《国学研究》第六卷(1999年)；吴福祥：《论现代汉语 动补结构的来源》，载江蓝生、侯精一：《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北京)，1999年。)至于连动结构为什么会演变为动结式，学者们也作了多方探讨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通过语义特征的分析来说明演变的原因以及证明东 汉六朝时期已经发生了“V[,1] + V[,2] + O”向“V + C + O”的演变。 二、连动共宾结构中动词的语义特征与“动结式” 连动共宾结构中的动词都是自主动词(autonomous verb)，即具有[ + 自主]语义特征 。它们表示的都是由具有自控能力的有生命体(主要是人或国家、军队)发出的动作行为 ，即具有[ + 可控]语义特征。在上古汉语中，非自主、不可控动词不能进入连动共宾 结构。如“(苏秦)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中，“见”、 “说”都是“苏秦”自主、可控的动作行为，“袭”、“破”都是“齐”自主、可控的 动作行为。 连动共宾结构中的两个动词V[,1]、V[,2](西汉开始还有三个动词、四个动词共带一个 受事宾语的)的先后位置遵循时间顺序原则，两个动词在语义上是连贯关系。这种连贯 关系从语义上还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的时间先后顺序，即后一个动词表示的事 件是接着前一个动词表示的事件实现的，如“见说赵王”是先“见赵王”，然后“说赵 王”；一类是含有因果关系的时间先后顺序，即前一个动词表示的事件的实现，导致了 后一个动词表示的事件的实现，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如“袭破燕”是先“袭燕”，后 “破燕”，同时“破燕”也是“袭燕”导致的结果。任何因果关系都蕴涵着时间先后关 系，但时间先后关系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不少学者提到，上古汉语的连动结构后来就 发展出了动补结构(“动结式”)，其实不能笼统地这样说，我们通过对语言材料的分析 发现，上古汉语的连动共宾结构并不是都能向“动结式”演变的。首先，只有在语义上 含有因果关系的“V[,1]V[,2]”才有可能发展成“动结式”，单纯表示时间先后顺序的 动词连用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发展为动补结构。下面是《史记》中的“V[,1] + V[,2 ] + O”用例(注：本文引《史记》例只注明页码，所用版本是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 )，这些“V[,1] + V[,2] + O”后来并没有向“V + C + O”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