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39;K928.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5)01-0072-10 本文是对汉语“江”词源的研究（注：本文全名为CHINESE ETYMA FOR RIVER，原载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Volume 26,Number 1,January 1998，此处系节译，部分内容有删改，并获原载刊物及作者授权。）。众所周知，在中国，河流名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固定的模式：河流在南方称作“江”，如长江、湘江、沅江、赣江、闽江、珠江、怒江，等等（注：这是基本情况，当然也有例外，如：北方有黑龙江和松花江，南方有红水河，但这些名称都是在相当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为什么河流在南方叫做“江”呢？什么是“江”的词源？根据梅祖麟(Norman-Mei)的观点，“江”并非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而是外来词，借自南亚语。但笔者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历史文献以及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证明“江”是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同时，还将提出区别外来借词和固有基本词的一些原则。 （一）梅祖麟关于“江”的词源假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梅祖麟声称：汉语中的“江”是一个外来词[1]。他的假设有两个理由：一是南亚语系孟—高棉语中指代河流的形式与上古汉语中“江”的形式相似；二是“江”在汉语中发展得很晚，并且它的使用局限于一定地区，并引用了孟—高棉语中的一些资料作为其假设的第一个理由的论据，如表1所示： 表1 孟—高棉语中各种河流语音形式 语言 河流语音形式 Vietnamese（越南语） song Sedan（塞当语）krong Bahnar（巴拿语）krong Katu（卡多语） karung Bru（布鲁语） klong Gar（噶尔语） rong Koho（科霍语） rong Laven（拉斐语） dakhom Biat（比特语） n'hong Hre（荷人语） khroang Old Mon（古孟语） krung 根据雅洪托夫(Yakhontov)[2]、普雷布郎克(Pulleyblank)[3]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上古汉语中的二等字有一个介音，如：-r-或-l-。由于“江”是一个二等字，李方桂构拟它的语音形式为krung[4]。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一些南亚语言中，表河流语词的语音形式与汉语中的krung相似。在这里再补充另一个例子：在佤语中，表河流语词的语音形式是klong，与krung也很相似[5](p.65,pp.244-245)[6](p.25,165)。我们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是由于地理位置相邻而产生的结果，还是受到词汇类型学的影响，抑或是词语外借过程中形成的结果？假如属于第三种情况，那谁是借出者？谁是借入者？且这种语言交流是怎样发生的？梅祖麟认为，“江(jiang)”借自于南亚语，他提出的第一个论点是，语词在外借过程中，借出方中的普通名词会发展成为借入方的专有名词。如美语中的mississippi（密西西比）和wisconsin（威斯康星）都借自阿尔冈金语(Algonquin)，在阿尔冈金语中，这两个词都是普通名词，分别指大河和大湖，一经借入美语，便成为了专有名词。由于“江(jiang)”在上古汉语中是一个专有名词，而在孟—高棉语(Mon-Khmer)中是一个普通名词，梅祖麟因此认为，汉语中的“江(jiang)”是从孟—高棉语中借入的外来词。 上述论点可以从两方面提出疑问：第一，在分析“江(jiang)”的意义时，梅是用现代南亚语与存在于几千年以前的上古汉语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不够严密，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几千年以前孟—高棉语中的“jiang”是一个普通名词还是专有名词。在没有进一步作详尽的阐述以前，梅祖麟就排除了孟—高棉语中的“jiang”有可能借自于汉语的可能性，从逻辑上来说，这也是不恰当的。应该注意的是，正是在进入上古时代后期不久，汉语中的“江(jiang)”开始从专有名词转变为普通名词；且在上古后期或中古时期以前，它已经作为一个普通名词而被频繁地使用了。如《庄子·外篇·山木》“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约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及《晋书·王导传》的“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约成书于644-646年间）中，“江”即不可能被认作是专有名词。在历史文献中也没有找到“江”是借自于南亚语的外来词的例证。我们既找不到5世纪以前的任何能证明这个论点的碑记材料，又无法用现成的书面文献来证明这个论点，因此，“‘江’是借自于南亚语的外来词”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梅祖麟关于外来词产生过程的描写本身就充满矛盾。普通名词转化为专有名词的现象在词语外借过程中确实存在，例如mississippi（密西西比），但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能自然地排除语词采取相反方式变化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语词外借过程中有很多例证表明专有名词转化成为普通名词。如Buddha（浮图）在梵文里专门用作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的尊称，但是当它被借入汉语时就演变成为一个可以指任何一个和尚的名词，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就有“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浮图也可以指佛塔，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就有“抽矢射佛寺浮图”。因此，外来词的演变过程非常复杂，无法通过一些简单的原则去归纳概括。 梅祖麟阐明支撑他们的假设的第二个理由是“江”发展得很晚，并且它的使用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他们的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江”并没有在甲骨文中出现，且在金文中只出现过一次，《诗经》中也仅在五首诗中出现过九次。假如我们仔细地观察分析，会发现这些论点其实充满矛盾。“江”没有出现在甲骨文中是事实，但这就一定意味着它发展得很晚，或者可以认定它是一个外来词吗？答案是否定的。第一，“江”很难在甲骨文中找到可能是由于我们所能看到的甲骨文的数量有限。迄今为止，我们能认出的甲骨文还不到两千个。众所周知，一种语言如果少于三千个语词，便不能有效地使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现在所得到的甲骨文数量并不能反映在商朝使用的甲骨文的全貌。第二，它可能受到甲骨文记载的内容限制。据我们所知，甲骨文记载的内容主要涉及占卜算命和宗教活动，例如向神灵供奉牺牲、钓鱼，以及对来年收成和天气的预测等等。河流或许与这些事情无关紧要，所以在记录中便缺乏这样的词。第三，和汾、渭、济、泾、汉、洛、汝、淮一样，在商朝，“江”和“河”是表示特殊河流的专有名称（水和川是表示河流的普通名词）。既然甲骨文的容量有限，一些表示河流的名词如“江”在记录时被省略是极有可能的。一些河流的名称如渭、泾、汾、济、汉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目前已利用的甲骨文中，但是没有人否认这些河流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河流这样一个事实[7][8]。其中，汾、渭、济甚至没有在西周（前1100—前771)金文中出现。假如我们根据梅祖麟的论据来推断，那么，是否可以把这些专有名词都看作是外来词呢？某一个词是否存在于某篇文章中，与这篇文章本身的内容、容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江”屡次出现于相对古老的文章中，例如《尚书》；但是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出现于其他一些较迟的著作中，例如《孝经》不仅遗漏了“江”，而且还遗漏了“河”、“水”、“川”，尽管如此，我们显然不能推定当《孝经》成书之时，这些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