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H0-05 生态语言学是由自然科学（具体地说是“生物生态学”）和相关人文科学（即语文学和哲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领域。总的来说，生态语言学产生于以巴特森、玻姆、卡普拉、普利高津、施尔德拉克和弗斯特等思想家的学说为基础的整体论世界观。由于关联关系、网络化、辩证法关系和多样性等术语已成为生态语言学的重要概念，因此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学说和方法论不再将同一性(uniformness)作为其必要的研究目标。本文将讨论生态语言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总结梳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对学科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 一、导言 生态语言学始于隐喻。1970年8月，豪根(Einar Haugen)在一次报告中谈到“任何特定语言与它所处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时，曾将这种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1990年，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在希腊的塞萨罗尼基举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发言中，强调了语言与生长状况(growthism)、种类特性以及物种形成之间的关系，告诫应用语言学家切不可忽视研究对象在不断增多的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奠定了语言与生态学之间的一种全然不同的研究范式。豪根和韩礼德的报告，就其促动使用两种方法研究生态语言学而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下两个方面与他们的思想相关联：(1)从隐喻角度理解“生态学”概念转到“环境中的语言”；(2)从生物学意义上理解“生态学”概念，调查研究在环境（及其他社会问题）问题改善和加剧情况下语言所起的作用，并倡导把语言研究作为可能的解决方案中的一个因素。 这两种观点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鉴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无外乎这两种方法，因此，为叙述方便，将二者分而述之则更为妥当，这样在讨论中，两种学说的“接合点”便会一目了然。 二、作为隐喻的生态学 1.语言生态学 豪根的生态学隐喻用法在20世纪80年代曾被广为使用，以下（不完全统计）专著、书的章节和论文都把“生态学”或其他派生词语与语言联系在一起，便是最好的证据： 麦基(Mackey,1980)的《语言转用的生态学》；博林格（Bolinger,1980，第15章）的《语言的生态学》；哈尔曼(Haarmann,1980)，小标题为《语言生态学基础》；狄尼森(Denison,1982)的《面向欧洲的语言生态学》；芬克（Finke,1983，第二部分）的《生态建构语言学》；昂尼吉、海尼斯合编(Enninger & Haynes,eds.,1984)，小标题为《语言生态学研究》；哈热日(Hagège,1985)的《生态语言学》；哈尔曼的(Haarmann,1986)的《族群中的语言：基本生态关系概观》；菲尔(Fill,1987)，小标题为《语言的生态学探讨》；以及特兰普(Trampe,1990)的《生态 语言学》。 在所有这些著述中，生物生态学以不同的方式方法用于语言研究领域。同时，一些诸如“环境”、“恒定性”(conservation)、“相互作用”(interaction)、“语言世界系统”(language world system)（源于“生态系统”）等生态学概念被用来研究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现象，以期帮助人们从新的视角审视这些现象。 进入90年代，豪根的隐喻说的影响似乎有所减弱。尽管迄今还没有出现诸如《南非语言生态学》或《大不列颠语言生态学》之类的著作，但是生态学隐喻，特别是在有关太平洋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以及语言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中，仍然被研究者继续使用。米尔豪斯勒(Peter
)是近来仍将生态学隐喻用于此类课题研究的学者之一，本文第三节将讨论他对语言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另外一位学者是雷恩第二大学的科里叶(Fernande Krier)，她在《加利西亚语生态语言学纲要》（esquisse écolinguistique du galicien，第55页）一书中给生态语言学下了如下定义：“生态语言学力求借助一些特殊的要素，阐述为何有些语言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另一些语言却得以幸存。”科里叶调查了葡萄牙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加利西亚语，在研究所有可能或不可能影响该语言生存环境的因素时，她使用了哈尔曼(Harald Haarmann)建立的生态语言学变量，其中包括种族人口统计、种族社会、种族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因子，这些因子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环境”。 豪根学派的语言生态学是一项迫切需要进行的研究。在当代，随着年代的更替，语言消亡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希望有更多的语言学家涉足这一领域，探究语言多样性的根源。对于那些更热心于生态语言学的新研究者而言，调查、记录和抢救这个星球上众多的濒危语言，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2.生态语言学 将生物生态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用于语言研究，这一理念不久便被一些德国学者（多数来自比勒费尔德大学）进一步拓展，形成了“生态语言学”(
Sprachwissenschaft)学说和理论。可能受吕曼(Niklas Luhmann)有关“生态交际”(ecological communication)思想的启发，芬克(Peter Finke)运用生态系统概念（由坦斯利[Tansley]1935年首创）转指语言世界系统和文化系统，正如科学和语言本身一样。其他学者如特兰普(Wilhelm Trampe)和斯特罗纳(Hans Strohner)继承了这种观点，他们用生态系统作比喻，旨在说明语言以及与环境（如现实世界）相互作用中的语言使用行为，从而揭示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一直在进行着的互变互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