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种“处所宾语” 动词后边的处所宾语，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处所宾语是一种语义范畴，与施事、受事、时间等相对立，是以动词与所带宾语的语义关系为基础，对宾语进行分类的一个结果。从配价角度看，这种处所宾语是动词的一个论元，即论旨角色中的处所角色。它表示动作行为直接涉及的处所（包括原点、起点、经过处、终点），朱德熙(1982:110)、孟琮等(1987)、孟庆海(1986)、李临定(1990)等做过细致的分析研究。孟琮等(1987)所说的“V＋处所宾浯”（以下简称“V＋处所”）主要包括以下几组： a.来北京 上王府井 到南京 飞重庆 回上海 逛颐和园 进书店 b.搁桌上 坐椅子上 挂墙上 泡水里 晒铁丝上头 c.走小路 睡沙发 坐椅子 打鼓帮 d.坐汽车 坐飞机 乘火车 按剑柄 e.吃食堂 吃馆子 第二种处所宾语是指由处所词或处所词组充任的宾语，主要是朱德熙(1982:113-114)的看法。朱先生把处所词作为体词里与名词、时间词、方位词等相对立的一个类别，在讨论宾语的构成时，分为体词性宾语和谓词性宾语两大类，体词性宾语包括名词宾语、处所宾语、时间宾语等。朱先生所说的处所宾语是从宾语的构成来说的，充当处所宾语的成分必须是处所词或处所词组，上述a-e组里，只有a、b、e三组符合朱先生的条件，但朱先生没有具体论及“吃食堂、吃馆子”，只是提及“（惦记着）家里”也是广义的处所宾语。应该注意的是，朱德熙(1982)从动词角度缩小了处所宾语的范围，主要讨论了表示趋向或位置的动词性成分后头由处所词或处所词组充任的宾语（即“狭义的处所宾语”）。 本文主要讨论第一种处所宾语。为了区别起见，我们把第一种处所宾语称作“处所角色”或“处所角色宾语”。 二 判定处所角色宾语的形式标准 2.1“V＋哪儿”＝“V＋处所”？ 我国语法学界一直强调，语义分析必须有形式上的验证，语义范畴的设置应该有可以观察到的形式上的依据，这对中文信息处理显得尤为重要（参见詹卫东2001）。 处所角色宾语的判定，以什么形式为依据？李临定(1990:156)认为：“V＋处所”可以用“V＋哪儿”提问，或者说“V＋处所”与“V＋哪儿”有变换关系（詹卫东2004）。也就是说，可以用“V＋哪儿”提问的“V＋O”，O就是处所角色宾语。例如： 逛颐和园→逛哪儿 经过天安门广场→经过哪儿 上北京→上哪儿 睡沙发→睡哪儿 放桌子上→放哪儿 晾铁丝上→晾哪儿 用“V＋哪儿”来判定处所角色宾语，优点是十分简洁，但有三点疑问： 其一，能用“V＋哪儿”提问的“V＋O”，O都是处所角色宾语吗？看下面的例子： (1)您回去把我岳父扶起来，看看伤着哪儿了没有？（《姚家井》，中国相声网，查阅日期：2004年6月1日） (2)它想炸哪儿就能炸哪儿，说炸楼上的天线，一颗导弹就炸掉了。（翟惠生《亲历炮火》，《中国青年报》1999年5月11日） (3)爹说：“看看那条鱼，妈，你想吃哪儿，咱就剁哪儿。”（孟泽《惊蛰》，搜狐网站·生活频道，查阅日期：2004年6月10日） 我们可以针对例中的“V＋哪儿”作出回答： 伤着哪儿了？→伤着胳膊了。 炸哪儿？→炸楼上的天线。 想吃哪儿？→想吃（鱼）头／尾巴。 剁哪儿？→剁（鱼）头／尾巴。 这里的“哪儿”问的是整体的某个部分（如人的胳膊、鱼的头）或特定处所里的某个事物（如楼上的天线）。也就是说，“哪儿”不仅仅可以提问处所，也可以有条件地提问事物（主要是整体的某个部分）。类似的例子还有“锯哪儿→锯腿”、“剪哪儿→剪袖子”、“咬着哪儿了→咬着手了”等。如果仅仅用“V＋哪儿”来确定处所角色，用“V＋什么”来确定受事或结果角色，那么，就会得出下面的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吃鱼”（→吃什么）的“鱼”是受事宾语，而“吃鱼头”（→吃哪儿）的“鱼头”，就成了处所宾语。 其二，不能用“V＋哪儿”提问的“V＋O”，O一定不是处所角色宾语吗？“V＋哪儿”更适合于提问表示原点或经过的处所，提问表示起点或终点的处所受到限制。如“下山、下楼、下床、下飞机”的宾语表示起点（如“下山→从山上下来”），“下乡、下车间、下水”的宾语表示终点（如“下乡→下到乡里”），都不好用“下哪儿”提问。 其三，任何动宾短语，都可以针对宾语提问吗？少数宾语不能提问，如“来武汉”就不能用“来哪儿”提问；书面语的说法有时不适合用“V＋哪儿”提问，如“生于安阳”，适合用“生于何处／何地”来提问。 用“V＋哪儿”提问来判定处所角色宾语，存在上述三点不足，虽然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也必须找出相应的处理办法来。孟琮等(1987:8-9)对处所宾语做了形式上的探讨，没有采取用“V＋哪儿”提问的办法，而是描述了“V＋处所”较为细致的形式特点，例如：V＋处所→V＋到＋处所（如“回南京→回到南京”）；V＋处所→V＋在＋处所＋上／里（如“睡小床→睡在小床上”），或V＋处所→在＋处所＋上／里＋V（如“走小路→在小路上走”）；V＋处所→V＋处所＋上（如“登杂志→登杂志上”）。这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运用变换方法对处所角色宾语做了形式上的限定。但他们的出发点是讨论处所宾语的形式特点，并不是告诉读者如何去判定处所宾语，而且在具体分析时也没能贯彻到底，如把“通过”的宾语“群众／家长／组织／上级／领导”都看作处所宾语（孟琮等1987:750），在“形式特点”里无法找到形式上的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