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既是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与军事战略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又是体育运动的毕生爱好者。在他创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含关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体育运动的思想内容，不仅是对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合理继承与创新发展，而且给予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宝贵的启示和科学的指引，使我国体育事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兴旺发达。 1 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毛泽东体育思想 我国当代伟人中的两座高峰——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是体育运动的毕生爱好者，长期身体力行、坚持不懈地参加体育锻炼，并充分认识、肯定体育运动的各项功能，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 毛泽东自青少年时代起，就经常参加游泳、跑步、爬山、“空气浴”、“大风浴”、野游、露宿和长途步行等体育活动。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体育之目的，不仅在养生，还在卫国。”“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也。”而体育活动贵在“自觉”、“有恒”，“作风宜蛮”，“方法宜拙”等。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于日理万机、操劳国事之余暇，仍然坚持参加体育锻炼，直至晚年。例如，经常在中南海挥拍打乒乓球；尤其酷爱游泳，先后畅游过祖国名川大江达13次；曾认为“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1]。并且号召“全国六亿人口，能不能有三亿人口来游泳呢？”[2]还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著名诗句，至今仍然在感召和鼓舞着全国人民积极锻炼身体。 邓小平亦毫不逊色，毕生涉足许多体育活动项目。例如，他长期酷爱观赏体育竞赛，尤其是足球赛事；非常喜欢游泳，特别是在大海里游泳，曾经宣称“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3]而在日常体育活动中，他持之以恒的是散步，即使在“文革”蒙难时期也从不间断，曾在江西流放地走出一条名扬中外的“邓小平小道”。他擅长打桥牌，惯用的是“精确叫牌法”，获得过国际性“桥牌荣誉奖”和“荣誉金奖”，认为惟独在打桥牌时“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4]他还特别注重追求与保持豁达大度的乐观心态，临危不惧，遇喜不亢；提倡家庭内部生活要做到互敬互让、和睦相处、“大集中小民主”等养生之道；其幽默名言是“天塌下来我也不怕，因为有高个子首先顶着”[5]。正因为他与体育运动关系密切，所以尽管在政治生涯中遭遇过“三落三起”，却始终保持着充沛精力和旺盛斗志，并且健康长寿。 新中国体育事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展现在共产党人面前的是国家极端贫穷落后和民众体质的普遍羸弱。有资料说，旧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婴儿死亡率高达20%。在重大的国际性体育竞赛中罕见我国运动员的身影，更不要说获得奖牌。如何通过积极发展体育运动，努力改造、完善和提高全体国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身体健康素质，从而更快、更好地出生产力和战斗力，促进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与增强，这就成为建国以后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首先必须认真关注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自然十分洞悉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因而大力地提倡开展声势浩大、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群众体育锻炼活动，为此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中撰写与发表了许多关于体育运动的演讲、题词和工作指示，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了社会主义体育运动的健身性、群众性、军事性和政治性等原则，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例如早在1950年6月19日和1951年1月15日，他曾经两次给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写信说：“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6]在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他又作亲笔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指明新中国体育运动发展方向的根本方针，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在引导和激励我国体育健儿和各族人民。1953年，他曾向全国青年提出“三好”号召，指示要“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强调“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而他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7]1958年，他还首次提出“体育和军事训练结合”的新要求，充分肯定了“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的组织，又是教育的组织，又是体育的组织。”“部队要学游泳，所有的部队都要学会。”[8]在1960年还提倡“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打球、游泳、跑跑步、爬山、打太极拳，以及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9]党中央曾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于1954年1月和1958年9月专门下发过两个关于体育工作的文件，并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从而促使新中国的体育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