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学说一向被视为一种标新立异的典 型。其诸多论点的内涵已令人费解，而隐藏于这些论点背后的运思过程则更显扑朔迷离 。由于解说不清，学术界对麦克卢汉的思维方法或避而不谈，或“不着边际地乱批一通 ，拒不接受他研究媒介的路数”[1](p.6)。笔者认为，上述状况的长期存在，不能不说 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一大缺憾。鉴于此，本文拟从现象学的角度展开探讨，以期在这一问 题上求得较为确切和深入的认识。 一、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现象学 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向来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见称于世。胡塞 尔指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 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2](p.24) 虽然斯皮格伯格所归纳的现象学方法的七个步骤未必为现象学家们严格遵循，但一场声 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仍然有其方法上的基本依据，即现象学的“还原”与“描述” 。 事实上，还原法与描述法在现象学的研究中是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为了说明的方便 ，这里暂且分而述之。现象学的创立，是对自然科学漠视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而将其对世 界存在的拥有视为当然的做法的彻底批判。在胡塞尔看来，哲学家首先需要追问的就是 认识如何能够“切中”自在之物，这意味着“认识”本身成为了考察的对象，而考察的 起点即在于确认思维具有无可怀疑的绝对被给予性。由于思维的直观“没有表述其他什 么，没有超越自身去意指什么”[2](p.10)，因此它所获得的认识的明晰性是任何超越 的科学都无法达到的。据此不难理解，现象学所谓的“还原”，首先就是要从自然科学 的超越的认识还原到内在思维的直观的认识，即“所有超越之物(没有内在地给予我的 东西)都必须给以无效的标志，即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不能作为存在和有效性本 身，至多只能作为有效性现象”[2](P.11)。具体说来，这种被胡塞尔称为“悬搁”的 做法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放弃一切有关外部世界存在的判断，其二是相应地将历史上 遗留下来的对于世界的各种看法统统置入“括号”，存而不论。尽管为使现象学上升为 一门本质科学并进而转化成一种先验学说，胡塞尔又相继提出了“本质还原”和“先验 还原”的方法，但上述狭义的“现象学还原”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在最基础 的层面上完成了清除研究对象中非明证性因素的工作，强调对纯粹的意识现象加以无成 见、无预设的直接把握，确立了以“直观”为其中心概念的现象学“第一方法原则”： “任何原初地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一切在直观中原初地(即所谓在其亲身 的现实性中)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只能按照它自身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能在它自身 在此被给予的界限之内被接受。”[3] 既然现象学的“还原”确立了“直观”的原则，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就不可能是非直观 的、理论化的演绎，而只能是现象学的“描述”。虽然现象学的描述必须伴随现象学的 还原而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差异的消失。在胡塞尔眼里，现象学的还原保障了一 个严格的现象学研究领域，现象学的描述则可以充分自觉地维护这一领域中一切方面和 因素的纯粹性并对其加以具体分析；或者可以说，前者起到过滤研究对象的消极作用， 而后者起到使潜藏在研究对象中的“实事本身”显现出来的积极作用。显然，这种以现 象学的还原为前提的描述的特点，在于它将自己完全限制在直观的直接证据之上，“非 常执拗地努力查看现象，并且在思考现象之前始终忠实于现象”[4](p.964)；同时，作 为一种在纯粹意识领域内进行的意向性分析，现象学的描述所针对的并非自在之物，而 是意向对象的“意义”，即“要揭示出隐含在意识的现实性中的潜在性，并由此而在意 向对象方面对在意识中被意谓的东西和对象性的意义进行解释、阐明，也许还有澄清” [5]。至此，现象学的描述得以从根本上与一般作为事实性的陈述和再现的描述方法相 区别而发挥其独特的功能：一方面，它被动地服从于直观的现象，让实事于自明的状态 中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它又主动地引导描述者不断广泛、深入地接触现象 本身，从而表现出“一种通过揭示出我们经验中迄今被忽略了的方面的方法丰富我们的 经验世界的坚决努力”。[4](p.964)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现象学，在其首要的意义上，乃是一门通过狭义的现 象学还原而进行描述分析的现象学，其核心在于“直观”。 二、麦克卢汉对于现象学方法的运用 作为加拿大传播研究的重要代表的多伦多学派以其两位主要成员——伊尼斯与麦克卢 汉同在多伦多大学执教而得名。20世纪50年代初，二人的研究兴趣相继从经济史和英语 文学转向传播领域。或许正是这种“半路出家”的经历赋予了他们独特的学术个性，使 其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麦克卢汉在为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所作的序 言中指出：“伊尼斯深入到历史经验的背景中去，从内部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 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他用参与性的关怀去研究历史运行机制， 而不是用一个观点去研究历史，其解决方法则是直接的观察和分析，以及用历史比较的 方式发展了的自身的感性认识工具。由此得到的意识既没有给说教，也没有给观点留下 什么余地。”[6]可以说，这种被称为“经验知识论”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与现 象学的某些基本精神有了契合之处，而麦克卢汉则沿此方向作出了更为坚定卓绝的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