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克(John Fiske)是西方后期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英国，任教于澳 洲，后又被聘为美国维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教授。他的研究深受威廉斯和霍 尔的影响，更加关注受众的主体地位，更加关注受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生产性受众观”(the productive audience)。 一、费斯克生产性受众观的内涵 1.谁是传播者 在费斯克早期的《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1978，与J.Hartley合著)一书中 ，他们就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把电视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开辟了传统实证科学之外的研究视野。 在该书的“电视的功能”一章中，费斯克明确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大众消费” 还是“大众传播”；二是：“谁是传播者”。对于前者，费斯克和哈特利引用麦奎尔( D.McQuail，1975)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人对话一样 ，是一种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1](P57)。由此，他们的受众研究重点就不仅仅只 限于观众的数目、购买的能力、社会经济的地位、个人的意见态度等，还必须同时考虑 受众成员中彼此沟通传播的方式等。这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以往受众研究的局限，需 要全方位的研究受众还应需要从传受双方的交互关系上下手。 在后一个问题中，他们发现了一种“异常解码”的传播现象，即传播过程两头的当事 者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且传者的制码和受众的解码之间存在着各自使用一套不同的符 码和成规的现象。换句话说，传播者的制码信息和受众的解码信息之间存在着差异。在 我看来，这种差异是受众生产意义的一个前提因素。他们在书中说，“这种对受众解码 质性的不确定感，产生了一种双重效果，一方面促使传播专业人员投向文化的中心，另 一方面也保护受众不受任何强制而接受某种特别的论调”[1](P60)。于是他们认为传播 者到底是谁的问题可以分三个层次来回答：(1)传播者是电视荧光屏幕上的形象；(2)专 门化的传播机构、员工、专业规范等等；(3)讯息意义之所托的文化。这里需要注意的 是，在第三个层面上，他认为，传播者是一个大群体，由数以万计的人口组成，而其受 众群体中的每一成员均有特色。他进而指出，传播者没有一个所谓的单一“作者”身份 。[1](P61)言外之意就是，传者和受者之间是互动的，受者也可能是传者。 2.生产性文本(the productive text) 1987年，费斯克出版了他的专著《电视文化》(Television Culture,John Fiske,1987 )，把他的受众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这部著作中，费斯克把用分析文学作品的符号学 、结构主义等理论用来阐述“通俗”的电视作品，提出了电视文本是开放的，是“生产 者性文本”(the producerly text)的观念。生产性文本和生产性受众犹如一枚货币的 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生产性文本的概念是费斯克从意大利学者艾柯(Eco)和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的有关文本理论中引申出来的。艾柯把文本分为开放和封闭两种，开 放的文本(open text)蕴涵多种含义，是允许丰富而复杂地阅读的文本，要求阅听人参 与；而封闭式文本则相反。巴特则把文本做了可读文本(the readerly text)和可写文 本(the writerly text)的区别，简单说来，前者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接受式 的、被规训了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倾向于将文本的意义作为既成的意义来接受，是一种 相对封闭的文本，易于读者阅读，对读者的要求甚微；相反，后者则不断地要求读者去 重新书写文本，并从中创造出意义。诚如费斯克所言，可写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 被建构性’(constructedness)，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2](P127)。费斯克认为， 电视文本既有可写文本的开放特点，又有可读文本的易懂的特点，是种生产性的文本。 这种文本“为了满足多种多样的观众，它必须允许阅读中存在大量的文化差别，因而必 须在符号中留出相当大的空白，以便亚文化可以用来协和，来形成他们的意义，而不是 发行人想提供的意义”[3](P144)。这也是电视文本能够流行的一个原因。电视反映的 是正在发生的事件，这种“现在时”的特征使受众对文本采取生产者的立场。 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们一脉相承，费斯克对文本意义的产生、表达和阐释给予了充分 关注，费氏认为意义存在于文本之间(intertextuality)，意义是由身处社会的读者和 文本相结合而产生的，并不仅仅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受众阅读电视文本的过程实际上 就是对话的过程，是阅读主体与文本期望的阅读位置之间的对话过程。在这一对话过程 中，主动权倾向于读者一方，而不是读者向文本屈服。费氏是这样解释受众为什么具有 主动性的：每个人都有文化素养，不管他在物质世界中出于何种地位，每个人的社会经 历、文本经历都使他具有了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能力，意义和乐趣就在读者运用其文化能 力进行阅读时产生的。乐趣来自对意义的控制和积极的参与过程，被统治阶级的乐趣在 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或反抗，或独立，或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协商。[4](P78)在《电 视文化》中，费氏明确指出，我们有必要并可把受众想成一个多元的和不断变化的社会 群体，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和相对短暂的构成体的联盟”。[3](P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