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广播的历史从它的技术源头算起，那么从其孕育、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时间跨度差不多是100年，即从1844年有线电报的发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100年里，人类在信息技术方面的进步是最为显著的，其间先后有无线电报、有线与无线电话以及电影、电视的发明，计算机技术亦初露端倪。 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的，任何事物总有其消长期，广播从曾经据有强势地位到如今成为普通传媒，给我们带来的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是思考它的明天。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杰·切特罗姆在他的著作《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关于电报、电影和广播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关系的结论，值得我们在进行这一思考时首先提起： ——电报以其神奇的速度传递着信息，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电影则使人们业余时间的娱乐方式发生变化，进而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然而这种新的大众文化发现自己的位置仍然停留在家庭之外。到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将兼备这两个在传播媒介发展中的先驱所具有的影响，使现代通讯积聚的威力，渗透到美国人的家庭中去。 ——无线电广播的历史，远比以往的传播媒介(印刷、电报、电影)的进展历史更为复杂，尤其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提出的要求，远远高于以往的通讯形式所能提出的要求。 ——无线电广播对于改善日常生活的情趣有着巨大的潜在作用，它把艺术、娱乐、音乐、教育、和新闻送进起居室的无所不在的力量中，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 ——早期有关无线电未来的讨论集中于机构和资金问题上：电气的利润将能永远维持这个公用事业吗?如果不能，那谁将为它支付费用呢?它又将如何得到管理呢? ——广播的成功并不在于它实现了人们由无线电技术唤起的美好理想，而在于它获得了广告利润的动力……但是在当今私营传播和公众接受之间的关系不合理的情况下，如果企图去调整这一关系，那么就很值得再去回味一下那种乌托邦的幻想了。 ——今天广播的形象是惟一合理的吗?曾经唱响的理想主义高歌就是一种乌托邦吗? ——如果人人都具有无线电接收机的拥有权，那么传播的控制权又是什么呢? 切特罗姆的问题之多，说明关于广播的探讨远远未到结束的时候，同时也说明广播至少涉及政治、经济和自身形态等多个方面，不是就广播而谈广播所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切特罗姆的问题还涉及当今广播电视体制的合理性，如传播的控制权、广播的既有形象(本可以用于商业、教育、家庭、经济，但却成为娱乐、新闻和广告的通俗文化媒介)以及私营传播与公众接受之间的不合理关系等等。这一切都表现出思想家对于既定世界的批判精神，而目的则是为了这个世界朝着更理想的方向迈进。因此，为了创造新的历史，为了使我们能够在从事这一行业中永远具有变革精神，永不满足于现状，我们仍需继续探讨。大的方面(体制)如此，小的方面(节目)更应如此。 广播在到达它的黄金时代后不久，就面临电视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电视的发展，首先夺走了晚间广播黄金时间的听众，有人因此预言广播的末日来临。广播仅在唱片音乐、乡村和西部音乐、经常性的现场新闻报道、天气预报和问答比赛节目等方面保有一些领地；全国性节目也逐渐减少，广播开始成为一种地方的大众传播媒介。不过，作为一种与听众更亲近的地方媒介，广播幸存下来了。 到60年代，调频立体声广播和非商业性广播发展起来。在70年代，体育节目受到群众喜爱。美国全国足球转播，尽管电视观众达4500万，广播听众仍有1000万，许多人是边听边看：听电台解说，看电视画面。1973年，CBS的“广播神秘剧”和70年代末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剧杰作”节目，都再创收听热潮。1979年，纽约WKTU广播电台靠着只播放流行唱片音乐，由本无名声一变而为全国听众最多。这些情况使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协会主席弗兰克·罗凯维奇在1980年推测说，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广播黄金时代”。(转引自《大众传播通论》) “在电视仍是无所不在的情况下，广播剧为什么能卷土重来?”1979年，美国作家弗兰克·布雷迪分析认为有三方面因素：(1)经济原因——广告便宜，电台成本低；(2)文化原因——广播节目质量高；(3)心理原因——想象力使“听众成了服装师、场景设计师和化妆师，他在脑子里塑造各种人物形像和场景。广播的基本吸引力始终在于：为了欣赏它，不能光是听，听广播必须专心。这种精神兴奋对许多人有吸引力，他们这些年来以消极地看电视为固定的精神食粮，希望寻求一种自己能更多参与的娱乐活动。”(转引同上) 大众传播学者对广播的接受效果十分推崇，他们写道：“强有力的名人通过广播词语的有效应用，赢得了他们的追随者……包括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像著名的布林克利博士那样的男子汉。罗斯福以其炉边谈话，充满个性的亲切口吻吸引并俘虏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想像与忠诚。布林克利则是药品专卖商，他在广播广告里推销‘复元丸’，逼得发狂的男人急于想恢复他们失去的青春。在上述两者之间，还有像路易安那州的休伊·郎格和查尔斯·库格林神父那样的煽动者，底特律神父库格林谋划通过广播讲话发起一场政治运动而成了风暴的中心。”(《大众传播通论》) 美国幽默作家斯坦·弗雷伯格描述广播广告的创意——舀干密执安湖，再灌上巧克力糖浆，冰淇淋像雪崩一样直冲下去，然后又是灌奶油。在2500人欢呼中，加拿大空军在奶油冰淇淋顶上放置一棵巨大的野樱桃树。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冰淇淋圣代。“好吧，在电视上试一试吧!”——电视即使勉强做到，也不会有广播给受众的想像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