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对比较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最为深刻的影响集中在思维方式和观念上，首先便是对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的冲击。R.G.鲍尔斯顿（Rolland G.Paulston）曾用问话的语气说道：“比较研究者怎样才能增强他们研究结果的陈述呢？特别是当他们的研究结果围绕的是具有异质倾向的后现代扩散和混合物的时候？”[1]显然，借鉴其他学科有效的范式和有益的研究方法成为比较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教育人种志研究方法的引入便是其中一例。教育人种志原本上不属比较教育方法的内容，它是随着教育人类学的兴起，在教育人类学研究中主要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或教育人类学的一种核心研究方法。比较教育对教育人种志研究方法的运用得益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强调实际参与、对话；推崇解释、理解等方法论特征，得益于后现代主义对整个学术研究时代精神的挑战。正如I.爱泼斯坦（Irving Epstein）指出：“作为可选择范式的冲突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发现，人类学方法的发展以及其他作为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面的定性研究方法的产生标明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比较教育领域范式的冲突。”[2] 人种志（Ethnography）可以追溯到古代旅行家、冒险家以及后来的传教士对异土人种或民族的习俗和行为的详细观察、记载。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种志主要是由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发展起来的。人种志的字面意思是对一群人或一个种族的人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其主题涉及人们是什么，他们如何互动并结为一体，旨趣是阐明人们的信仰、价值观、观点、动机，剖析事物是如何随时间与情境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换句话说，它是指关于特定社会或社会群体的有意义行为的详尽描述，或产生这种描述的方法论系统。塔伏特（R.Tatf）对人种志研究作了如下概括：“人种志研究大体上一是描述发生在团体生活中的事件，尤其关注其社会结构和团体中个体成员的行为；二是解释这些事件、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对该团体文化的意义。由此可见，人种志既用来记录第一手资料，又用来解释其意义。它不是一种控制性探究，而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探究；不是一种定量方法，而是一种质性方法。”[3]简单的说，所有质的（qualitative）、自然的（naturalistic）、生态的（ecological）和完整的（holistic），都可被认为人种志（ethnographic）的研究。 人种志研究的“方法论”是胡塞尔的“回到事物本身”，任何方法都以尽可能地接近社会现象本身为原则。一般来说，人种志研究常用的技术为：画地图（mapping）；制作亲属关系图以及其他互动类型图表（charting kinship and other patterns of interaction）；访谈（interviewing）；收集生活史（collecting life histories）；研究有关该群体历史的文献（studying written documents relevant to the history of the group）；以及记录各类型的民俗（record folklore of all types）——叙述（narratives）、歌谣（songs）、传说（myths）、谜语（riddles）、诗歌（rhymes），以及格言（proverbs）。 二、作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育人种志 人种志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领域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人类学家对二战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的教育进行了人种志研究。在美国，芝家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贝克（Becker）等人率先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医学院的学生。接着，史密斯和杰弗里（Geoffrey）以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对课堂的教学过程进行研究，并把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叫做微观人种志（microethnography）。20世纪60、70年代，斯平德勒（G.Spindler）及其学生撰写了大量关于教育人种志的文献。可以说，作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育人种志是伴随着教育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教育人类学的广泛运用与成熟反过来又促进了教育人类学的进展。 （一）教育人种志的内涵 教育人种志（educational ethnography）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方法呢？教育人种志是教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它集中体现了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尤其深刻地表现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实地考察的特征，也是进行释义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人种志（ehnography）不同于人种学（ethnology），前者是对事件的了解和描述，后者是对多种人种志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概括、阐释。前者是在后者的指导下进行的。[4]因此，教育人种志必须以教育人类学的原则为指导，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服务。教育人种志的核心概念是（1）观察、实地调查研究；（2）与调研对象保持密切接触；（3）对调查作出客观公正的描述。 沃尔科特（H.F.Wolcott）在1975年提出教育人种志是一种文化描述学的新概念，认为它实际上是在力图对教育中人们之间的社会沟通性质作出准确描述和解释的一种描述性工作。吉尔林补充指出，描述应包括意义和行为两个方面，既要看到场合中的行为，又要能从被观察者身上引申出形成和构造行为的意义结构。斯平德勒认为人种志能揭示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知识，并把这些知识用于社会互动的方式上。威尔科克丝（K.A.Wilcox）指出，学校和课堂是人种志研究最合适的场所。国内学者则认为教育人种志是指“为特定情境中的教育系统、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现象提供完整和科学的描述”。[5] 我们认为，教育人种志研究就是应用人种志研究的基本范式于教育情境中的一种教育研究类型和方法，它与教育实验与教育调查等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有着重大的区别。它“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客观性的、描述性的、背景性的、开放性的和深层性的研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