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一个描述现代社会的文化总体特征的概念，它表征的是一种文化形态。它迄自文艺复兴时期，是文艺复兴及尔后在西方出现的一系列文化社会改造运动培育了现代性。在对待集群与个体的关系上，现代性不像前现代性那样，以群体为本位，而是以个体为本位；它以理性主义、个体主体性发展或个体自由为核心取向。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现代性展开的结果，“现代性的生成、推演和铺陈即形成了所谓现代化的进程。”[1]现代教育与现代性及其社会运动的过程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表现在编年史意义上，自现代性迄始，教育就进行着文化价值的现代性转向，就开始了教育现代性的文化精神的启蒙和教育现代性的展开或教育现代化，文化现代性启蒙、发端之际，也就是教育作文化现代性的转向、开始进行教育现代化建设之时；另一方面，表现在文化价值上现代教育与社会整体的现代性具有同质性，文化现代性的价值主张规定着教育现代性的价值目标，同时，教育现代性的展开或教育现代化也自觉地以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主张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推动现代性的发展。然而，自196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现代性已被作为一种反衬物来反衬各种“后学”，如后工业主义、后工业化、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教育。西方世界的各种“后”学、包括“后”教育学话语很快也在我国的各种文论中流行起来。自1990年代以来，教育学文论中时常能见到有关后现代主义教育话语，其中有人认为，“虽然我们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可是，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了理论界的热门话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时并存是我们这样‘后发型’国家的特征，用后现代的思想和独特视角审视当前的一些教育问题，也许答案迎刃而解。无疑，《后现代课程观》（小威廉姆E.多尔著，王红宇译）和《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的出版会给教育科学工作者提供这方面的知识。”[2]笔者认为，“迎刃而解”这样的话不可信口开河。要弄清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于我们有着怎样的功效，必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及其教育思想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虚妄抑或是一种出位之思？还是可以与当代中国教育勾联起来的适切性话语抑或不是一种出位之思？如果具有适切性，这种适切性是何种意义上的？如果不具有适切性，原因是什么？如果回避这些问题，认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对我们具有“迎刃而解”的功效，那将是一种妄言。 一、身份误置导致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成为一种出位之思 自后现代主义及其教育思想被译介、传入并得以大量阐释以来，对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与现代性、教育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多种多样，其中一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解是认为它们两者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相当确定而又重要的分界线，在时间结构上是断裂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是对现代文明、文化教育现代性的批判，是对以理性原则、个体主体性原则为核心的文化教育现代性的否定，它抛弃现代性、教育现代性的理性、主体性等概念，而这种否定、抛弃是因为现代性、教育现代性已失去了其肯定性价值。基于此种认识，有人认为文化教育现代性在中国的命运也应如此。因而主张中国当代及未来文化教育的发展应是后现代取向的。这里暂且不论这种对后现代主义及其教育思想与文化教育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否恰当，但可以肯定的是，主张中国当代及未来的文化教育发展的走向应以后现代性为取向，是一种出位之思。 后现代主义及其教育思想在西方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现代性、现代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产生后现代主义及其教育思想的现实土壤。离开了现代性、教育现代性在西方的充分的发展，离开了人们对现代主义及其教育的充分发展所带来的后果的质疑、批判，也就谈不上后现代主义及其教育思想。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曾说：“后现代应该放在其制度的情境中来加以理解，应该放在成立于60年代的一些大学来加以理解——这些大学包括加州大学圣鲁斯分校，英国的沃里克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法国的万塞讷大学，德国的埃森大学和锡根大学，这些大学既与老牌大学中的前现代的人文主义相抗争，也与成立于20世纪初的大学中的职业化现代主义相抗争。”[3]这说明，后现代主义产生有着其特定的语境。西方世界已处于“盛现代性”、自反性现代性阶段，个人已经“自由得失去了自由”，而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对于我们还起步不久，整个社会、包括教育的前现代性还十分浓重，我们还处在由文化教育的前现代性向现代性转变过程中，处于由传统向“早期”或“简单”现代性、启蒙的现代性的转变过程中。如果我们将产生后现代主义及其教育思想的西方社会背景置换到发展中的中国，进而主张当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取向应是后现代主义的，那必然是身份误置，必然是一种出位之思。 尽管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已经对教育现代性的主导性文化价值做了全面置疑、深刻批判、大加挞伐，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教育现代性的发展仍然是有必要的，教育现代性是中国教育的“未竟事业”。任何形态的教育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只要我们不被完美的乌托邦的理想所支配，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以教育现代性的主导价值为标志的现代教育的存在仍然有其合理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落后并渴望迅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是无法绕过现代化教育这种教育形态的。以教育现代性为主导价值的现代教育是不可逾越的。尽管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时并存于我们这样“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但教育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教育文化生态的主要矛盾，发展教育现代性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主体目标。如果我们发生身份误置，不注重教育现代性的启蒙、培育，将导致中国教育发展的主体目标的缺失，进而导致教育整个发展进程的混乱。就此而言，我们所要做的应当是踏踏实实地清理自身的教育现代性的论域。 中国教育的发展没有捷径可走，“中国必须选择现代性，不可能‘直通式’进入后现代社会。”[4]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来说，宜采取渐进型的发展模式。幻想我们可逾越教育现代性的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教育的后现代性状态，其实为一种过去“大跃进”式的冲动的复活，其后果将无异于中国教育现代化史上的任何“大跃进”的后果。无论这种“大跃进”以何种面貌出现，都是必须加以批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