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卢卡齐让思想回归故里的思想方法，本文对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问题的探讨，首先从把该问题回放到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场景之中开始。当今，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巨变，世界政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全球经济一体化拉近了各国间联系，同时也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竞争；科学技术不仅向人类的智力提出尖锐的挑战，而且更向人的情感、道德、伦理提出严峻的问题；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的文化正在得到体认，各种文化共同丰富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推动着各国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动；在全球化和地方化互动的时代，教育在知识社会的基础性、基本性和奠基性特点越加凸现，各国的教育交流日益频繁，比较教育在教育发展中的前沿性和应用的普遍性更加突出。“国际与比较教育正在欢庆它的复兴。全球化把当下相互学习的需要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紧迫和重要。”[1]我们讨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问题，其今天的深层背景已经不再是朱利安时代，或者贝雷迪时代了。我们是在全球化和地方化互动的新时代，是在不同文明的背景下，在不同文明的不同文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而不是在西方文化相对狭窄的背景下，只把比较教育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来研究。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比较教育学者的努力，整体被动地回应西方强势文化的比较教育理论的情况正在得到改变。现在我们已经成熟到能对西方比较理论进行中肯评价，并且思考创建我们自己的走向世界的比较教育了。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能打破西方中心壁垒的、勇于创新和探索的比较教育学。而这就需要在研究中坚持和而不同的方向。 遵循和而不同的方向进行比较教育理论建设，就应当坚守自我，广泛吸纳，在不断吸收各种文明下的教育成果和比较教育理论学说过程中具有独立思考和评价的能力，继承与发展相结合，批判与创新相结合。为此，在比较教育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中坚持和而不同的方向，就必须具有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一、文化自觉：中国传统哲学意义的发现和跨文化的对话与理解 哲学是文化的硬核，中外哲学是比较教育理论建设的理论资源。所以，在进行比较教育理论研究的时候，应该展开跨文化的哲学对话。世界占主要地位的包括比较教育理论在内的教育学说都是由西方文化传统，并在西方文化母体上形成的，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特质的印记。我们坚持和而不同的方向，首先就要具有文化自觉，就应当走出西方中心的藩篱，把比较教育理论建设建筑在跨文化的哲学对话上。 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自己所处的某种文明下的文化有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对其文化的优势与弱势有正确地认识，既不自大，也不自卑，对自己文化的未来充满自信。同时，对同一文明中的他文化，对于不同文明的他文化同样抱有平等与尊重的态度，互相学习，在历史进程中的共求发展。 世界各种文明力量在当今世界正在显示其不可或缺的意义。在比较教育理论建设中实现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就必须改变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比较教育理论与生俱来的西方中心局限。和而不同，发展比较教育理论就要使其建筑在当代不同文明条件下跨文化的哲学对话的基础上，而绝不是只建立在西方文化的母体上，建立在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中国比较教育界应当关注中华文化哲学对比较教育建设的意义。中国的比较教育建设理应从自己的母体文化上，从自己的哲学里吸收丰厚的理论营养。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落后文化，是不是与现代学术发展格格不入，对现代教育学科发展有无意义，这是一个比较教育实现跨文化对话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是完全平等的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民族特质在于它的开放性，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这种开放性与兼容性是其自身变革与创新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能够对整个人类有巨大吸引力的一种理性形态，为人类提供着普遍的启示。中国的比较教育理论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国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是中国优秀的哲学传统。这样才能建立起中国真正的比较教育学，能对世界比较教育产生积极影响的中国比较教育学，正如成中英先生所言：利用西方哲学以解析和了解中国哲学，这并不表示用西方哲学取代中国哲学，而是用以达到中国哲学的观念、逻辑、知识结构和语言义理的澄清、彰显和创新。 比较教育之根在哲学。正如劳锐思说的：“事实上大部分比较教育专家在他们的工作中都在有意无意地、经常地或断断续续地从某种哲学基础出发进行比较。我们看到，他们每个人的分析，至少是建立在各自的哲学概念基础之上的。”[2]中国比较教育理论构建必须植根于中国哲学，哲学是人类文化的理论基础，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中国哲学正在为当代世界文化新发展作出深刻的贡献。任何哲学均不可走沙文主义路线。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场气势磅礴的多角度批判主要是对“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理性主义在当代已远离了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已将人们驱出精神家园，人文关怀的失却，更使人类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技术统治下深感困惑，迷失和无力。德里达曾指出，白人把它自己的神话，印欧语系的神话，它的罗各斯，它的方言规范，当成了“理性”的普遍形式。德里达对欧洲中心主义作了犀利的讨伐。德里达认为，人类文明依赖于科学知识和传统人文知识的并存和互补。而当代科学以它的“文化帝国主义逻辑”进行扩张。在西方文化中，科学技术以自身的标准去否定传统知识的标准，造成了两套知识的“范式不可通约”，造成了知识状态的分裂，这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帕森斯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方法论正是这种分裂的知识状态的合乎逻辑的另一种表达罢了。在这个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思想中，传统与现代处于两极。落后的，负面的，坏的都属于传统一极；积极的，正面的，好的，则属于现代一极。这种理论观点及其社会实践已造成了文明的分裂。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文明发起的批判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正是在当代人类思想的深刻运动中进行比较教育理论建设的研究的。我们尝试科学与人文的沟通、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中华文化和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域文化的交流，并在这种沟通、对话与交流中不断深化对比较教育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索。正如西方比较教育学需要新的出发点和新的思考，突破其狭隘与局限一样，中国比较教育学也需要从西方哲学文化、从西方比较教育学中吸收营养获得发现，不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超越。中国比较教育的世界化和世界比较教育的中国化，这是构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