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化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国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通常指借助于对一定的代表善的人物、事件等的宣扬，使老百姓受感化而获得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品格。它的内涵远远超过现代“教育”这个概念所能包含的。从根本上说，就是包含“上下之别”的礼仪、象征、知识、信仰、伦理等等被人类学家总结成“文化”的东西，与所谓的“民俗”实现互动的过程（王铭铭语）。它不但包括系统的、正规的教育，即人才教育或以选官和做官为目的的学校教育，而且囊括了日常生活中诸如“洒扫、应对、进退”等行为规则的训练。不可否认，学校是进行教化的主阵地、主渠道、主场所。但学校教育之外的非正规、非系统的民间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后者尽管没有像官学那样建立起系统的规章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正规的课程体系，更没有固定的场所，但它比官学形式活泼、灵活，普及的范围也更广泛。我们知道，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能走进校门接受正规教育的学生比例很小，广大平民几乎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条件。因此，平民受教育的渠道，往往通过学校之外的教化方式。也正是靠了这类非正规的民间教育，才使得穷乡僻壤的村夫牧子、凡夫走卒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社会教化的途径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强调示范、树立榜样；设官教民；依靠乡里、宗族与家庭的力量；依靠学校教育；依靠各种各样的日常读物，等等。其中，日常读物作为一种知识载体在社会教化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知道，在远古时代，社会教化的传播往往是通过生活中有名望的年长者进行的。年老一辈常常通过口耳相传来传承业已形成的乡规乡约，民风民俗。随着宋代印刷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书本作为一种知识载体逐渐走向民间。日常读物的出现不但打破了以往社会教化中口耳相传的单一格局，而且大大拓宽了社会教化的范围，加快了社会文明的步伐。换言之，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纸质文本的日常读物，才使文明的推进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日常读物不是指像官学中的《四书》、《五经》之类的钦定课本，而主要指在民间、在私下、在家庭中流传的训诲劝诫文献，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杂字》等，尽管这些读物不能登堂入室、堂而皇之地进入正规的学校，但因其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深受中下层民众的喜爱。可以说，日常读物在社会教化中传播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官学中的《四书》、《五经》之类的钦定课本。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研究社会教化，从这类不显眼的日常读物着手，就显得更有意义。本文着重研究的是日常读物中的一种——杂字与社会教化的关系。 一、杂字及其发展轨迹 传统的观点认为，杂字是产生于民间的一类识字教材，是和“三、百、千”并行的另一路识字课本。张志公先生认为：从西汉史游编撰的《急就篇》以来，到了南北朝、隋唐，识字教材分成两路，一路以《千字文》领头，后来加上《三字经》、《百家姓》，基本上为官府所承认，编法也比较雅驯；一路则主要流行在民间，宋代以下统称“杂字”[1]。早在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他的《秋日郊居》诗第三首自注中就提到了童蒙课本《杂字》。原文如下： 儿童冬学闹比邻， 据案愚儒却自珍。 授罢村书闭门睡， 终年不着面看人。 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由此可见，杂字书是宋代民间已被普遍运用，是当时老百姓的子弟在农闲接受教育时所用的课本之一。由于这种书语言特别通俗，并且将识字教育与生活日用常识、实用技艺紧密联系，所以在蒙学教育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然而，这种书一般只流行在民间，尤其是中下社会，是一种比“三、百、千”更上不了台盘的读物，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杂字书一般不题编者姓名，大多只题“市井中人”。不仅历代书志、书目无意著录，而且没有人肯花功夫像考证《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那样去考证它，甚至更没有人去收藏它，因而，早期的杂字书大多已经遗失，还有的只剩残卷，难以窥其全貌，如《隋书·经籍志》所录的《杂字解诂》、《要字苑》等都没有完整流传下来。所有这些，都就给我们今天进行杂字书的有关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令人欣慰的是，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和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杂字书的种类渐趋增多，内容日益丰富、完善，与此同时，杂字书也越来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一些文人也开始投身于编撰杂字书的热浪中。如《日用杂字》便是在这种环境中诞生的。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由于长期潜入民间，不仅熟谙各种杂字，也深知杂字书对百姓生活的重要性。鉴于以往杂字书中“脱漏甚多”、“杜撰”等缺点，他亲自撰写了一本杂字书，题为《日用杂字》。在其《自序》中表述了他编此书的真实意图： 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故立意详查字汇，编为此书。 蒲松龄这种不避俚俗亲自编写杂字书的举动，不论对杂字书本身的发展，还是对民众教育的普及都有重大的意义。由于编撰者的水平较高，大大改变了以往杂字书中错、讹现象频频的局面，从而切实保证了杂字书的质量，提高了杂字书自身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即使在民国以后，有了新式学堂，杂字在平民百姓中依旧占有很大位置。他们认为一方面新式学堂学费高，所学知识往往不切实用；另一方面新式学堂用时久，老百姓疲于农忙，不可能抽出大量时间去上学。倒不如农闲时向私塾先生学些《杂字》、《百家姓》之类收效快，两、三个月的时间，可识得一两千字，这样记记账、写写信、写写春联就不太犯难了。后来，杂字这种体例被流传下来，以至于在陕甘宁边区、成人扫盲和业余补习的识字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跨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日本学者柴野栗山就曾受中国童蒙杂字的影响而选编了一本《杂字类编》。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杂字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