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许多国家都在用市场精神改革公共部门，以激发公共部门的活力，提高其效率。公共部门改革的成功经验被借鉴到公共教育领域，于是，一场“教育民营化”或“教育市场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人们希望像其他公共部门的改革一样，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革除学校这种公共部门存在的弊端。然而，近年来人们发现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并不能达到改革的目的，反而进一步加大了教育不公平。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教育的垄断，导致学校产生了许多问题；当人们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革学校的时候，也同样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在许多国家，人们普遍都在寻找“第三条道路”，或者寻找对市场力量的某种平衡。在我们看来，所谓“第三条道路”，事实上就是创造、提升或重建学校的社会资本。 一、新自由主义：当今世界学校变革的基本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了以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为特征的“滞胀”现象，政府管理危机四伏：政府扩张、机构臃肿、效益低下，由此出现“政策失效”乃至“政府失灵”。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陆续开始了“治道”(governance)变革的进程。这一进程不只是发生在新西兰、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许多前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开始了治道变革。一般而言，这一变革包括政府职能市场化、政府行为法治化、政府决策民主化以及政府公共权力的多中心化趋势[1]（序）。 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勃兴的时代。弗里德曼、哈耶克等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弗里德曼认为：“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其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2](P4)哈耶克也极力推崇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原则能使个人活力得到最充分的解放，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有效的办法；自由主义也是对个人努力的协调力量，竞争机制使市场价格能引导个人的活动，而政府只须作为“舞台监督员”就行了。总之，这些新自由主义者提倡一种“有限政府”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市场经济有可能失败，但政府干预一定失败”，因此，政府功能必须是有限的。“市场经济能承担的功能，政府权威就不要承担；市场经济实在不能承担的任务，才由政府权威来承担。所以，政府的规模与市场的能力呈负相关关系。一个国家市场能力越大，政府规模就越小；反之，市场能力越弱，政府规模越大。”[3](P78) 长期以来，政府与公共部门之间是一种封闭的关系，由于缺乏竞争机制，公共管理效率低下。政府的自信甚至自负导致了公共物品垄断性的直接生产模式，伴随着的是高成本、低效率、质量不尽人意和回应性的缺乏，不仅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无端耗费公共资源。如今人们普遍认为，鉴于公共部门存在的缺陷，可以用市场精神或企业精神来改革公共部门。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认为：“市场不仅在私营部门存在，也在公共部门内部存在。当市场在公共部门出现时，我们通常称之为系统，如教育系统、职业训练系统、心理卫生系统。但它们都是市场，就同金融系统、银行和保健系统一样都是市场。如果我们把市场导向的思想应用到我们的公用系统上去，我们就能取得伟大的成就。”[4](P288)唧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或“客户”。 因此，公共管理社会化意味着公共管理领域不再是市场原则的禁区，不仅可以借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而且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实现公共管理的社会选择。即政府可以将某些服务项目向社会出售，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促使它们之间的竞争。传统政府管理中的一个误区是忽视服务提供和服务生产之间的区别，政府应该是一个安排者，至于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承包、补助、凭单、特许经营等形式由私营部门或社会机构来完成。在西方许多国家，诸如垃圾处理、环境保护、自来水供应等方面已广泛采用，事实上，上述方式也可应用于医院、学校等部门以提高其质量和效率。在公共教育领域，正掀起一场革命。撒切尔夫人的主要顾问谢尔曼于1987年8月6日的《每日电讯报》写到：“倘若没有英国全部学校的私有化，那么撒切尔革命就还没有完成。”在美国，早在1988年，总统私有化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称，包括教育市场化在内的社会服务部门之私有化运动，“必将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20世纪末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大事件之一”[5](P251)。 在往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膨胀的国家观念吞并了市场的逻辑。简言之，所谓市场逻辑，就是个人权利的自由交易；所谓国家观念，就是公共权力的强制实施。前者以个人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后者以公共选择的结果为前提[6](P2)。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洗礼以及世界性的教育私有化浪潮的冲击下，市场悄然介入我国公共教育领域。有学者将我国公立学校市场化运作归纳为这样几种类型：学校的象征性市场化运作、公立学校的局部运作市场化、公立学校“一校两制”市场化运作、转制学校的市场化运作、股份制学校的市场化运作、教育券制度等[7](P81-82)。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对于教育市场化的讨论和实践仍在继续，如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随着市场的介入，市场和政府在解决商品与服务这两者的供应、分配过程中所依据的政策和规范将随之发生改变，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将发生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