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增长与教育发展:历史、概念与政策

作 者:
李轶 

作者简介:
李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生。(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复旦教育论坛

内容提要:

60年来,发展理论经历了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再到经济、社会、人、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变迁。我国教育正面临大改革和大发展。这一过程中,人们容易把教育增长即教育人数的增加、教育年限的延长和教育资源条件的改善当作教育发展,从而使教育发展面临GDP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物质化的陷阱。而教育发展是指教育系统自身机能的改善和对社会教育需求的灵活满足,它包括教育的物质基础、结构、功能、教育机会数量、教育机会分配、受教育者素质变化、社会人力资源状况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八个范畴。为了促进教育的发展,当前应在科学教育发展观的指导下,检视既有的教育发展道路,调整教育政策的价值标准、知识基础、政策领域和政策手段。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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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我们所做的一切教育工作也都是为了教育的发展。人的行为总是受思想观念的指导,事实表明,有什么样的发展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政策和发展战略。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什么样的教育发展理论?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教育发展理论?而教育发展理论所要回答的两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教育发展?如何推进教育的发展?

      在这里首先梳理一下主要起源于经济领域、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对于我们寻求适用于教育的发展理论无疑大有裨益。因为它不仅为党和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做了注解,而且也为分析教育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

      一、发展理论中的增长与发展

      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的发展首先是国民财富即服务和产品总量的增长,因此研究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这一传统在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已经得到充分地反映,人们甚至认为《国富论》是“一部可以题为《如何使GNP增长》的实用手册”。[1]

      而战后20年形成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秉承了这一传统,从西方中心论出发,以发展经济学为基础,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一条发展的道路:在国家干预下,提高生产性投资率、迅速进行资本积累,加速工业化,促进非农化和城市化,大力发展强关联性产业和“增长极”,引导经济起飞,从而走向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轴是经济增长理论,如其代表人物阿瑟·刘易斯(W.Athur Lewis)声称“我们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分析经济分配,而在于分析增长”[2] ,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蛋糕做大。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追求GNP最大化的发展模式遭到破产。这一模式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片面追逐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蔓延,而其它发展指标如消除贫穷、公平分配、满足基本需要、保护环境、改善人的素质被忽视。结果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现象:贫富悬殊、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失调、城乡二元分裂;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恶化;社会系统功能失调、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发展理论的另一代表西蒙·库兹涅兹就阐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概念,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解释为在一个长的时间内提高为其居民提供种类越来越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这种日益提高的能力基于不断进步的技术以及它所要求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在1969年反思道:“为什么我们把发展同经济增长混为一谈呢?……一个解释是:国民收入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指标。”然而,“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对社会有害:一个国家除非在经济增长之外在不平等、失业和贫困方面趋于减少,否则不可能享有‘发展’”。[3] 瑞士经济学家马茨·伦达尔(Lundahl,M.)指出:“经济发展常常包括经济增长与分配两个问题。当一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时期持续增长,同时又没有出现收入分配情况的恶化或绝对贫困人口的增加,发展就产生了。”[4]

      20世纪80年代,学者对早期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缺陷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托达罗认为,发展是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为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持续前进。“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发展还显然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还有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变化。”[5] 1983年,法国学者佩鲁受联合国委托,在《新的发展观》中论述了综合发展观,他认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探讨经济增长与全球性的环境退化、资源枯竭和社会解体的关系。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国家首脑大会进一步确定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至此,发展理论已经完成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再到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转变。

      总之,在发展理论中,“在过去40年中,人们对发展的认识大致经历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全面社会发展三个阶段。”[6] 而今,发展的含义包括:(1)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2)不平等、失业和贫困不断减少,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得到改善;(3)社会内部各要素、部分、结构、功能得到优化,社会制度和文化不断改进;(4)与个人对应的其他人不受损失,与社会对应的自然环境资源不受破坏,经济、社会、人、自然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就。但是,已有的发展模式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时至今日,“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7] 针对现实,我国及时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上指出:“这个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我们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一科学发展观是对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的扬弃和超越。[8]

      二、教育增长

      回顾了发展理论的变迁,我们不禁要问教育的发展理论是什么?非常遗憾的是,在现有的教育研究文献中,我们很难看到教育发展理论的只鳞片爪,更不用说系统的理论体系。笔者在这里首先借鉴经济增长理论界定教育增长,然后再来论述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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