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观是孟子教育学说的重要哲学基石。 本文力图探究孟子中道哲学的渊源与内涵，着重探讨孟子基于“中道”而确立的教育哲学及其价值。 一、孟子的中道哲学之渊源 中华民族的“尚中”观念由来已久，并非始于孟子。早在远古时代， 作为观念之“中”就已存在。据考证，“中”字始于先民射箭之“中的”，表“准确”之义，反映了先民们要求行为准确无误的愿望。部落联盟时期，“中”代表旗帜，成为联盟军事首长指挥权的象征，并含有中正无偏之义，因立旗必得中正，若“望其旗靡”，显其败相，则大不吉利。 中正而不偏不倚，用于人身上，是一种无尚的美德，或称为“至德”； 用于政治教化，则为不可或缺的准则，视为“治之本”、“化之道”。正因如此，先秦诸子及群经几乎无不言“中”，而且，自尧舜至孔孟，其中道精神一脉相承。适如清人刘宝楠确认：“中庸之义，自尧发之，其后贤圣论政治学术，咸本此矣。”[1] （第412页）据《论语·尧曰》载，尧禅让帝位于舜、舜禅让帝位于禹时，递相传授的执政心法便是“允执其中”，即信守执中之道。国家产生后，执中原则遂成为夏、商、周三代王道精神的体现。“夏之政忠”[2]（第110页），反映的是夏代执政的特点——“考衷度中”。“汤执中，立贤无方”[3]（第191—192页）， 说的是商汤执中的特点——以贤举才，不拘一格。“一张一弛”，“无偏无颇”、“无党无私”，体现的是周代的王道精神——“皇极”，即“大中”。至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首倡“中庸”之“至德”，将其视为修身、致知、施教、治国的准绳，并发展成为认识世界、观察和处理各种事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理论。 作为“亚圣”的孟子，不仅倡导“法尧舜”，而且笃信孔子之道，“乃所愿， 则学孔子也”[3]（第63页），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尤其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道哲学，并将其贯穿于教育理论与实践之中。 二、孟子中道哲学之内涵 孟子的中道哲学集中体现在《孟子·尽心上》的一段言论中。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3]（第313页）由此，可将孟子的中道思想分三方面加以阐述： 其一，执两用中。凡事物都有“过”与“不及”两端，二者均不足取， 必度于二者之间，求其至当而用之。孟子不仅盛赞“汤执中”，而且厌恶“执一者”，并针对当时偏离中道的学术观点予以阐发。 杨朱“为我说”与墨翟“兼爱说”，是孟子时代流行的两种对立的价值观， 二者各执一端。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具有“爱人”之善端，这种善端经后天扩充，可以达到“仁”的境界，并坚持爱有差等。杨子主张，若人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为”，而且“悉天下奉一身不取”，则“天下治矣”，[4]（《列子·杨朱》） 这虽不含损人，但若人人为我，互不相亲，则国家、社会将不复存在，故孟子指责“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与杨子相反，墨子“兼爱”，反对“亲亲有术”，[4]（《墨子·非儒下》）虽近于儒家所倡导的仁民爱物，但因一概尚同，无亲疏远近之别，有害于义，故孟子谓其“无父”。至于孟子所言“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3]（第335页），显然并非意味着辟墨甚于辟杨， 而旨在说明人们探讨中道的一般过程：人们一旦发现某一事理的极端错误之后，往往又会矫枉到另一个极端，但在两种极端之间几经摇摆之后，会逐渐归于中道。 其二，权变时中。在批判了杨、墨两种极端学说之后，孟子进一步看到， 子莫执中，尽管为近于善道，但因无权变，终未能达于中道。孟子曾强调：“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3]（第16页） 当有人问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与“男女授受不亲”的古礼发生矛盾应如何处理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3]（第177页）适如朱熹所谓“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2]（第511页）。显然，孟子已意识到，凡事均应根据情况加以权衡，分清轻重缓急，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制宜，以达于“时中”而完善的境界。孟子曾反复强调“时”的观念，反对“夺其民时”，提出“彼一时，此一时也”的哲理；还确认，“圣之时者”的孔子，比“圣之清者”的伯夷、“圣之任者”的伊尹、“圣之和者”的柳下惠，更合于中道。在孟子看来，各执一端的杨墨，执中无权的子莫，均不知因时而灵活变通以致中道。譬如，葛、裘、夹皆藏于箧中，本应依时而用之，然而，杨子冬夏都穿葛衣，墨子冬夏都穿裘衣，子莫则介乎裘、葛之间，冬夏都穿夹衣，均不知当视寒暑之变而确定衣之厚薄。显然，既不可固执一端，又不能“执中”而无“权”，必当权变而时中。 其三，度于仁义。孟子进而指出：“所恶执一者，为其害道也。 ”杨子“执一”于“为我”，有害于仁道；墨子“执一”于“兼爱”，有害于义道；子莫则执中无权，仍无益于仁义。唯有以权执中，因时而宜，才会归于仁义之道。孟子尝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舍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3]（第172页）在孟子看来，“仁”作为爱人之心，必居之而勿失，但爱人必以权施于当爱者，不应不分善恶地爱任何人和任何行为；“义”作为行为之轨，行善之所由，不可须臾而偏离，故主张“居仁由义”，据仁义而行中道，即以仁义作为衡量中与不中的尺度，作为修身行事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