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功利主义教育目的产生的深刻根源 “上帝死了！”尼采在《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的宣告，无疑给人类世界投下一个重磅炸弹，它既标志着绝对价值的死亡，也意味着人们对永恒真理及存在的信仰成为不可能。“没什么是真的，一切都是允许的”[1]。于是，从文艺复兴以来经过启蒙运动再到近代科技理性的张扬，其间所发生的社会变革、知识制度、技术实践都预示着现代性价值的位移。在没有上帝的时代，“人通过其感觉、感情以及通过其整个存在所认识的世界现在是唯一的世界”[1]——唯一真实的世界，由此人类把目光从天上转到地下，试图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建立一个新的普遍的价值标准。然而，“没什么是真的，一切都是允许的”的人义论在为人类带来无限创造性与可能性的同时，也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价值多元是正当的，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真理和价值，只要不有害于他人。由此，就出现了众多迥然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价值标准，进而引致不可避免的价值冲突：在某人看来是至高的善，对另一个人来说却可能就是恶；宣扬至善与卓越，却可能被他人认为是行价值专制。于是到处充满了怀疑与否定，却没有一个明显的、使人信服的优于其他的选择，人类终究逃脱不了上帝死后的“灾难”。 功利主义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严格说来，时代造就了功利主义，同时功利主义又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可以说，它的出现似乎解决了上述难题，因为它把正当善恶与否放置于功利的面前接受最终的裁定。这既符合人类非理性存在的一面，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都能认可的标准。正如麦金太尔所说“功利主义之所以能支配我们的原因是它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和道德问题上的唯一的公共标准”。如此，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思想在人类的生活中开始肆意渗透。尤其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造就的辉煌的物质成就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身体快感，使得人们愈加相信功利主义的合理性，从而引致它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更加肆无忌惮，这必定给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带来深刻的影响，使得启蒙之后的世俗化的教育更是远离了大全式的终极价值，取而代之的是以功利主义为目的的教育，教育本身发生了异化。 二、功利主义教育目的内涵释义 功利主义教育目的就是以功利主义为教育的主导价值取向，在其引导下，教育过分追求功效和利益，进而教育被国家和个人当作追逐利益的工具，具言之，它有3层意涵： 第一，以功利主义为目的的教育，意味着教育实现的价值不在教育之中，而在教育之外。功利主义主张效果论，即一个行为是否正当，标准在于其带来的效果——给人带来快乐的结果，而快乐是行动的终极目的，快乐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善。功利主义把快乐和痛苦等同于善恶，实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经过修改的普遍标准。“意向，正和别的东西一样；其好坏悉依效果为准。依效果之足以增进或减低社会之幸福为准。一人之意向，可依两点来讨论：根据它，一是对自己幸福的影响；二是对他人幸福的影响。总此二者以观，或随便据任何一方面来看，它一方面可称为善，而在另一方面可称为恶，或在恶的情形下，可称为极恶的”[2]。所以教育目的一旦功利化，快乐（外在于教育价值本身的利益）成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教育只为其效果而存在，并且导向外在的快乐与利益，而对于教育实践中很多内在价值如知识、德性等被忽视。教育只是一味地追求有利于学生利益、适应于经济需求以最终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目的。教育自身的价值只有依附于外在于它的目的才能得以体现。教育再也不为一种大全式的终极价值而存在，而沦落为实现个人快乐、适应社会需求的手段。教育行为正当与否，最终建立在人的感官欲望的满足及其程度之上，最后落在个人的偏好之上。教育最终成为欲望与个人偏好的奴隶。 第二，功利主义的教育目的是以教育后果实现的程度为标准来评价教育，即要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不仅主张效果论，而且以行为结果的满足程度是否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作为衡量行为的标准，行为本身只是外在于它的目的的实现手段。这就意味着一个行为只要能带来好的结果，就是合乎道德的行为，而所谓好的结果就是这个行为能给人带来快乐，快乐生产得越多，这个行为就越是有价值，而不管实现此效果的手段是否正当。这就极易给集权主义者带来借口。比如法西斯主义、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如此这般，功利主义教育目的就意味着教育评价的标准并非依据教育自身的内在价值，而是以教育结果所带来的经济和物质利益的多寡来作为评价标准。这种标准只是执着于幸福、利益的数量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甚至牺牲了少部分人或者弱势群体的利益。因为功利主义教育只是强调教育最大效果的获取而忽视了达成这一效果的过程以及教育的最终的目的的反思和审视。教育是为人的，并且是为了每一个人的教育，教育由此不能以效率来遮蔽公正，牺牲每一人受教育的权利。否则，它所带来的是教育的不正义，现今的精英主义教育、我国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等都与此脱不了干系。 第三，功利主义教育目的把一些大而空的概念来作为衡量教育的标准。麦金太尔说，“功利主义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以多种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福利’、‘公众利益’、‘集体利益’”，所有这些词语都暗示着一个公共的、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标准，这个标准是外在于行为本身的。而功利主义的教育目的则用这些口号来消除其个人主义的嫌疑，并以这样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来博得大众的认可。以这些大而空的口号来作为衡量教育的标准，意味着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样做的正当理由是什么？这与功利主义主张的个人利益难道不矛盾的吗？一旦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起冲突（事实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标榜以为了学生的利益为准的教育该做何想？大抵只能以最大幸福原则来做托词，自己的幸福就是他人的幸福，反之亦是。可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教育打出这种口号，只是起到损害受教育者利益的作用。 三、功利主义教育目的在我国教育中造成的直接实践后果——人的工具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畸形的“教育政治化”后，中国教育界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唯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经济主义盛行，“数量”、“效益”、“效率”成为事实上支配我国教育所有方面的主导价值观。功利主义教育目的的绝对胜利对我国的教育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最直接、最有危害的后果是造成了人的工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