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5)07-0087-06 “立政”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立政》篇，在这篇文字中有这样的记载：“周公作立政”；在《管子》一书中，也有“立政”篇。而这些“立政”，据（清）王引之解释：“政与正同。正，长也。立正，谓建立长官也。”就是说周公和管子所说的“立政”，是指建立官吏制度。“养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在《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记载：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这里的“政”，凡指“政事”；“养民”则是指养育百姓。邱濬所说的“立政养民”中的“立政”，则不仅涵盖了建立官吏制度和一般政事的内容，同时也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理财谋略。至于养民，自大禹“政在养民”一说之后，历代思想家均有论述。但提出一套完整地以财政为主的“立政养民”的理论体系则非邱濬莫属。 一、“立政养民”命题的提出 “立政养民”的命题出自邱濬（注：邱濬(1420-1495)，明中期的思想家，字仲深，广东琼山人，幼孤，家贫。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所著《大学衍义补》第一卷《正朝廷·总论朝廷之政》一节。（宋）真德修曾著《大学衍义》一书，邱濬认为这部书只讲了修身齐家的道理，未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于是就依这部书的体例，写了一部《大学衍义补》，加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注：按《大学》所包括的内容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方面，真氐之书涉及到前六方面，未涉及“治国、平天下”二项内容。）。在该文中，邱濬广征博引，并结合邱濬所生活的明朝中期的现实，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邱濬看来，“治国平天下之要”就是“立政养民”。所谓“立政养民”，就是要求天子修身养德，实行符合百姓利益的善政（主要是财政），以保证百姓正常生活。他说：“朝廷之上，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已。”每一个普通的百姓，都“有血气之躯”、“心知之性”、“血属之亲”、“衣食之资”、“用度之费”，这些是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国家“不可以无所养”，如果国家不能为百姓提供这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百姓“则无以为生矣”。上天为民所立之君，“必奉天以养民”。君“其所以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就是要“孜孜焉一以养民为务”。“诚以一物不修，则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则民所以养生之具缺一矣”。古代的圣明之君，为百姓提供了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如“修水之政以疏凿，修火之政以钻灼，修金木之政以锻铸刻削，修土谷之政以耕垦播种，使民于日用之间得以为生养之具。然犹未也，又必设学校、明伦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财货，以利其用；足衣食、备盖藏，以厚其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实行“养民之政”。从历史的发展看，“自古帝王莫不以养民为先务”，但是自“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1]就是说国家（君主）应该象秦以前的帝王君主那样“立政以养民”，而不能象秦以后的帝王君主那样“厉民以养己”。他说：“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财，奉一人以为君，非私也，将赖之以治之、教之、养之也。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殚其力、竭其财，以自养其一身而不恤民焉，岂天立君之意哉？”[2]总之，以天下百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拥护一个人为君，不是为其一己之私，而是让他治理国家，教养百姓。如果君受天下人的拥护而却竭尽搜刮百姓，以养一人之身而不管百姓死活，就有违天意了。 然而，“立政养民”的基础是什么？邱濬的意思十分明确，就是“财”和“理财”。邱濬在《大学衍义补》卷一《正朝廷·总论朝廷之政》的开篇，就引用了《易经》中的一段话：“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对这句话的解释，邱濬引用了朱熹、郭雍、苏辙、吴澂等人的政论，然而，在这些政论之中，除苏辙涉及到“财”之外，其他人均未谈及“财”的问题，即使苏辙所谈的“财”，也只是点到而已，未能谈及“财”的深层次问题。邱濬则根据明朝的现实，以按语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君欲使自己的“大宝之位可以长保而有之”，就要养育天下的百姓；而要养育天下的百姓，并将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要“生财”。然而“有财而不能理，则民亦不得而有之。”那么，如何理财？邱濬认为：“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同时还要“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混淆。”并且要对趋利背义者，运用刑罚等法制手段加以限制，使理财工作得以顺利开展。[1]要言之，要巩固和维持君主的统治地位，就要养育百姓，就要将百姓聚拢在自己的周围，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财富是不行的，因此就要生财，但是生财不理也是不行的，于是就要理财。 由此可见，邱濬所说的“立政养民”，不是那种“问之以金谷则耻言；手较朱铅者，付之以牙筹则羞执。不观《禹贡》，不知理财为圣君之急务；不读《周官》，不知理财为圣相之首事”的“对口谈玄理者”[3]，不是空洞地说教，而是有理有据的操作性很强的具体建议。 邱濬在封建专制制度十分严厉的形势下，敢于将“立政养民”与“厉民养己”这一对对立的概念摆到书面之上，实在是勇气可嘉。当然邱濬敢于这样尖锐地提出“立政养民”这个命题，也是与当时的时代特点分不开的。邱濬生活在15世纪中叶，当时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进入了衰败期，资本主义萌芽生机勃发，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虽然能够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但已经出现了以工商致富的富人阶层。自宋元以来，这个阶层不断壮大，至明朝中期，这个阶层甚至可以左右明朝经济的某些行业。但是他们遭到了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的残酷掠夺和压迫，他们不甘心国家的掠夺和压迫，于是，抗议封建专制的罢市行动，时有发生。然而这个阶层不敢、也无力反抗朝廷，于是就试图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向朝廷呼吁，寻求国家的保护和支持。这期间，一些有识之士，也对腐败的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并经常有批判封建的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的书、文刊行于世，南宋的叶适就是其中的代表。至明朝中期，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邱濬，来自经济富庶的广东琼山，虽然他本人是贫苦家庭出身，但那里却是富人聚集的地方，因而他对富人的经济地位、生活境况，以及富人的的呼声，有较深刻的感悟。而且他本人“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又为官廉洁，“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4]于是他就成为了这些富人的最好的代言人。邱濬在“立政养民”的论述中，多次为富人辩护，甚至说：“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主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得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与贫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5]由此可见，邱濬“立政养民”中的“民”，不仅是指贫苦百姓，更包括了那些以工商致富的“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