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5)03-0054-04 一、首倡“商本”思想，重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商本思想，即提倡将工商业作为立国之本。其首次提出者为王韬，他曾明确指出：“且夫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1]他看到“中国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人勤劳俭朴，导致民贫国弱的现实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富为未富。”[2]“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者的虚伪：口口声声“不轻言利”，实际上以“剥农为能事”。“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己。”[3]他沉痛地指出有名无实、大言不惭是当时士子的通病。 王韬引用孔孟之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解说自己的治国之道，强调富强才是治国的根本，他说：“故舍富强而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4]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与切身体验，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各国重视商业活动的社会经济状况。他强调指出：“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5]王韬虽然使用“通商”一词，但在谈到中国以商富国的问题上，并非仅仅限于贸易一个含义，而是以商业为中心，囊括了一切近代机器工业生产等事业，他说：“西人工于贸易，素称殷富。五口输纳之货税，每岁所入不下数百万，江南军饷传输，借以接济。此海禁大开，国内以裕，一利也。西人船坚炮利，制度精良，所造火轮舟车，便于行远，织器田具，事半功倍。说者谓苟能仿此而行，则富强可致，而情既悉，秘钥可探，亦一利也。”[6]可见，他既重视商业贸易，又重视工业生产，认为二者皆为“利”，“工”与“商”的结合，是双赢。他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 王韬的这一主张既不同于明清之际地主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工商皆本”的粗象认识，也有别于清代洋务派官员因求强而提出的“官督商办”，即由政府控制和垄断近代工矿业机器生产的思想。王韬认为富国首先在于富民，因为“商富即国富”。[7]工商业不应再是政府管辖下社会经济生活里的细枝末节，而应是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流，只有在工商者富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支持和带动起全社会走向富裕，他的主张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愿望。 王韬权衡时势，指出重商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益处。兹举要者如下：第一，能工巧匠可以凭借技术养家糊口或兴办实业；第二，游手好闲之徒可以从事工商服务业，增加就业人口，促进社会稳定；第三，商民富即国家富，可以增加税收，藏富于民；第四，商可强兵，“商力富则兵力裕”，一旦国家有事，可以输捐纳饷，为国家分忧；第五，商可挽回利权，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正如他所说：“今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收西商之利，……而中国日见其富矣”；[8]第六，“通商以御侮”，在外交方面可起“悉为牢笼羁縻之，卒至互相牵制，受我范围”的特殊作用。[9] “商”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王韬提倡商为国本就在情理之中了。他主张中国全面开放通商，对内对外皆一样。他认为在通商问题上。“深闭固拒”，于国无益，中国的着眼点应该放在争取治外法权和获得关税自主权，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增加商业竞争力和出口能力。只有这样，中国外交才能走出困境，立于不败之地。王韬所提出的“通商无害”和利权当“争其所当争”[10]的思想透视着智慧之士深思熟虑的理性之光。十九世纪中后期，是中国面临西方进一步侵略的生死存亡之秋，王韬高张”商为国本”的旗帜，对“商”予以不遗余力地称颂，宣称可以富国强兵，保国御侮，这反映他独具慧眼，拥有过人的胆识，同时也体现了他经济思想的深刻性。 在王韬之前，也曾出现一些有识之士重视商业的呼喊声音，如清初思想家王源曾说“本宜重，末亦不可轻”；鸦片战争时期魏源也曾把“末富”看作是轻易摆脱封建束缚的有效途径。[11]但是，这种思想最终都没有摆脱农本商末的窠臼。王韬的重商思想则不同，它彻底突破传统本末规范的极限，把“商”推崇至“国本”的高度。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他轻视农业，他的商本是以农本为前提的。从本质上讲，王韬的重商主张已经不是农业社会开明思想家欲语还羞的吟哦小唱，而是资本主义时代新型思想家对工商业的热情洋溢的礼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韬超越了前人，也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重商思想的先河。[12] 二、兴利是王韬经济思想的中心议题 王韬看到了近代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干涉的背后，有一双无形的大手——经济在支配着。西方诸国因贸易而繁荣富强，中国因轻商而积贫积弱。他指责统治者“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薮，”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兴利”。[13] 王韬对于如何“兴利”，即如何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择其大者录如下：第一，大力兴办采矿业。王韬说：“利之最先者日开矿，而其大者有三：一日掘铁之利……一日掘煤之利……一日五金之利……。”[14]他指出“中国产铁之处不可胜计，”而当时设立的船厂炮局机器所，都需大量的铁“以资熔铸”。他认为中国大量开采铁矿有四大好处：“一可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二可铸造枪炮，建制铁甲战舰轮兵舶，三可创造各种机器，四可兴筑轮车铁路，而亦可以售之于西人，以夺其利。”[15]中国煤的蕴藏量极大，如能大量开采，“于中西皆有裨益。”[16]既可供工业发展之需，又可贩运出口，与西方争利。英人“以煤铁之利雄于欧洲，其煤铁多贩运于各国，中国既有煤铁，则彼贸易亦有稍减，且我有煤铁，而出口之价稍昂，彼亦无如我何，而我得以独收其利矣。”[17]银、铜、铝、锡等五金为工业、民用所需，如能广为开掘，以裕国课，“而广铸金银铜三品之钱以便民用，俾易于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国之银元欤？”[18]可见，五金之利作用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