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上，看到廖祖义先生的文章《“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以下简称《“商战”》）。文中，廖先生基于自己所理解的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对《辞海》关于“商战”词条的解释提出了质疑（注：《辞海》的“商战”条解释：①又称“商业战争”。指15-18世纪间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英国和法国五个殖民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市场，以取得军事上和商业上的霸权地位，在世界各地先后发生的规模不同的战争。英国最后取得了胜利，为本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②商业竞争的形象性比喻。近代西方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压迫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人亦以商战称之。郑观应提出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盛世危言·商战》），兵战治标，商战固本。汪康年也作《商战论》（《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认为“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2000年1月第一版，第436页。））。他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所罗列的“十战”出发，认为其“商战”思想重视的是“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内的竞争，因而《辞海》中“商战”是“商业战争的形象性比喻”这一解说是不正确的；汪康年的《商战论》涉及的只是流通领域，所以类似汪康年的“商战”使用的例子不应当出现在解释近代“商战”思潮的词条之内，《辞海》这样的处理是完全不妥当的，等等。 看到廖先生标新立异而实非常偏激的观点，笔者忍不住著文《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商榷》（以下简称《新论商榷》，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以申明自己的不同看法。拙作认为，廖先生将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始”与“终”都仅仅局限在郑观应一人身上才是真正不妥的。“商战”在近代中国之所以成为“思潮”，绝不会只是哪一个人鼓吹的结果。我们不能够以这一思潮中某一个思想家哪怕是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的观点之“个性”，来否认或掩盖整个“商战”思潮的“共性”。实际上，就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共性”而言，它们乃是以流通领域为该思想最初的切入点和前提的。鉴于此，笔者从“商战”概念出现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说明不仅在郑氏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商战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其之后，还出现了更为广泛的“商战论思潮”和更多的“商战论”鼓吹者。这点即使从“商战”概念的提出本身，通过核心主题词的考证这一侧面也能够有所反映。为此，笔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简单地梳理了“商战”这一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名词的形成、流布、社会认同以致最终消亡的过程，否定了廖先生所说的“商战”概念最早是由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来的观点。认为根据现有史料，最先使用“商战”一词是曾国藩；郑观应的“商战”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商业或者对外贸易领域中的竞争，而是指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的各个部门，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尽管在整个近代中国商战思潮中郑观应的有关思想最具特色、阐述最全面、思想也相对较为成熟，但廖先生也不能因此而将其单个人的思想放大为整个思潮，忽视、排斥、否定汪康年等人的商战思想。 拙作发表后不久，廖先生相继写出两篇文章——《“商战”中的“商”应作何解》（以下简称《“商”应作何解》，《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和《曾国藩是商战论的始祖吗？》（以下简称《曾国藩》，《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来反驳笔者的观点。在这两篇文章中，廖先生反复纠缠在琐碎细节中，试图避重就轻，以枝节问题混淆是非，并采取断章取义的方式误导读者，甚至使用一些带有攻击性质的词语来达到驳倒笔者的目的。例如在《“商”应作何解》中，廖先生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工”和“商”与近代中国商战思潮中的“工”业和“商”业混为一谈，为了论说的需要而任意偷换概念；在《曾国藩》一文中，尽管廖先生对其最初“‘商战’一词语出郑观应”的不正确观点进行了修正，但却拒不认为“商战”思潮在郑观应之前即已萌生，在其之后更有延续，提出曾国藩笔下的“商战二字立国”应作“商、战二字立国”；曾国藩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其经济思想因为主要是“对外主动缴械”，而不是“力主反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所以就根本不可能有商战观念；笔者笔下与严复、张謇（而非廖文中的“张骞”）并列论述的袁世凯，仅因国人皆知其为卖国贼，其经济思想也就不在“商战论范围之内”；甚至莫名其妙地认定笔者将商战论“始祖”的桂冠戴在了曾国藩的头上。 一 鉴于此，本文拟就廖先生前后三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先进一步阐明笔者的三个主要看法： 一、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与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关系问题。 近代中国商战思潮的最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是郑观应，这一点大家都不曾否认。但问题是这已经是基本常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汪康年等也是直接以“商战”为题旨进行申论的典型代表。《辞海》中“商战”词条既有郑观应又有汪康年的解说，而不把它仅仅说成是郑观应一人的思想，恰恰表明了近代中国商战思潮内容的复杂性、代表性言论的多样性以及时段的较长性，相信凡是对近代思想史有较多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至于说这一思潮在不同时期又可以衍生出哪些派别，其各自观点具体有何不同，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但决不可仅仅囿于《郑观应集》而简单加以否定的。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人在加以探讨，只不过尚未系统化。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在李瑶、薛福成、郑观应、刘铭传、汪康年、吴桐林、麦孟华等人的商战思想中，李璠、薛福成、郑观应几乎都是以招商局的活动为内容和理论依据；刘铭传重视商政；汪康年强调政治因素，有赖上倾向；吴桐林则重在务实，力主自立（注：武曦：《泛论商战》，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3期。）；而麦孟华的商战言论因为与戊戌时期的“群”观念和“民权”论相结合，虽不无泛商战的色彩，却超出同时期一般商战言论，呈现出少有的深刻性和广阔性，具有“大商战”的理论本质（注：王峰：《试论麦孟华的商战思想》，未刊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