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05)03-110-03 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这两种经济思想，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最早提出国家干预思想的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管仲；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则是第一个提出经济活动最好让其自由发展、国家不应于预的思想。这两种经济思想在西汉时期争论最为激烈，也发展得最成熟；但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实际中，国家干预的思想却始终占据上风。在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再来重温中国古代的两种不同经济思想。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使我们的一些有识之士能够从中得到某些启迪。 一、国家干预论的经济思想 1.轻重之“形”与“势” 管子认为，国家不仅要掌握政治大权，而且要掌握经济大权，必须控制住国家的经济命脉，以便为政治统治服务，真正做到令行禁止。因此他明确提出“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轻重之势的观点，通过权力控制经济，运用价格政策以防止商人乘机获取暴利，防止贫富过度两极分化的现象出现，使百姓不致于太贫，也不致于太富，因为太贫或太富这两个极端都不利于树立国家的权威。所以，统治者应注意尽量保持百姓财富的均衡，只有均衡才有利于政权的稳定。 管子既强调富国也主张富民，尽管他的富民主张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考虑的。特别是他把国富与民富联系起来一起考虑，并以后者为前者的先决条件，可以说是极有政治远见的，也是最值得我们予以借鉴的。他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注：《管子·国搐》篇）可见他把富民主张放到了治国安邦的首要位置来考虑，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百姓生活和社会进步，显示了管子经济思想的务实。 在强调“治国须富民”的同时，管子又认为个人不能无限制地富裕，主张通过国家的干预来进行宏观调控，尽量使百姓财富的贫富保持在一种均衡状态。“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一也。且君引量用，耕田拔草，上得其数矣。”（注：《管子·国搐》篇）这几句话充分体现了管子“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第一，法令不行，万民不治，在于贫富不均，所以应该改变一下现状，寻求百姓财富的均衡；第二，百姓太富就难以用给俸禄的办法来利用他们，正所谓“甚富不可使”，“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注：《管子·牧民》篇）这对于统治者并没有什么好处，相反会因为富豪们的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而危害统治者的利益。百姓太贫又会使威令刑罚都失去效用，所谓“甚贫不知耻”，一个人若是没有了羞耻，那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应该使百姓既不可以太贫，也不可以太富；第三，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要由政府出面，进行宏观调控，使百姓“贫富有度”，而且政府能够对他们做到“富能夺，贫能予”。其具体办法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府运用价格政策，控制市场价格，“视时而立丁”，“以民为饶”，使人民蒙受利益。二是运用预购手段，在农民需要时先垫付生产资金和周济贫穷者，即“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以满其准。”这种办法实质上也是具有合同性质的。三是由政府命令的方式迫使富豪们借资金或实物给农民，并使他们免除农民所借之债务。 2.轻重之“学”与“术” 轻重之学就是关于货币与商品关系的理论和规律。管子的轻重理论应用到经济上，就是货币轻重论，是通过货币的投资与收敛之术，控制经济发展和物价。 管子提出了有关轻重之学的四条基本规律。第一条是“有余则轻，不足则重”，意思是说商品多的时候，价格自然便宜，商品少就显得贵，即所谓“物以稀为贵”；第二条是“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指的是商品稀少价贵的时候，就会出现争相购买的场面，就好像大家都把它当作靶子来射一样，而商品越多越不值钱的时候，就越要赶快抛售，不然可能就更不值钱了；第三条是“币重万物轻，币轻万物重”，意即货币值钱的时候就是各种商品充足、贱卖的时候，而货币不值钱就是各种商品稀少、价贵的时候，也可以理解为投放的货币太多，就会使各种商品不值钱了。第四条“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强调粮食是百姓的命根子。 正是因为“五谷食米”是百姓的命根子，所以，国家就要对经济特别是粮食控制了，国家必须有“轻重之术”，必须有相应处理货币与商品关系的政策，对此，管子提出了三项措施。第一，“执其通施，以御司命”，即国家要控制货币制造权，以控制粮食生产；第二，“官山海，官天材”，国家必须控制矿山、盐田以及一切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第三，“以重射轻，以贱射平”，就是说，一方面国家要在市场上出售一些物价高的商品，同时收购一些物价低的商品，以使国家从中得利。另一方面又要打击不法商人，在商品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将原来收购的低价商品抛售出去，以达到平抑物价的作用。 二、自由放任论的经济思想 1.“善者因之”与自由放任 司马迁不仅是一个史学家、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观点在其《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于国家的治理，老子曾经提出一种思想境界，即“邻国相望，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对此，司马迁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闭关自守的思想，等于是“涂民耳目”。 根据当时的民风、民俗，司马迁提出了要顺乎自然，不予干预，按自然的经济规律办事的经济思想，即所谓“善者因之”。为什么要“善者因之”？司马迁从三方面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回答。首先，因为百姓已经“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认为这是一种“俗之渐民久矣”的本能习惯，而且“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既然国家对民众的强行干预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如就势采取“善者因之”的做法，即顺应百姓的这种物质需求才是最上策。其次，既然东、西、南、北、中各处的商品、特产等物质“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是百姓们“谣俗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自然就会“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难道还要靠国家发号施令，强行征召这样做才成吗？再次，司马迁认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注：《史记·货殖列传序》）就是讲人的本质是一样的，各有满足自己的欲望，自然会各扬所长，以为互补，并制约经济活动畸形现象的产生，从而使各行各业健康地发展下去，根本用不着人为地指令和号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