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05)03-0090-04 中国传统即有贱商的观念，四民之中，商人的地位最低。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皆以经商为耻。但从北宋中期开始，社会风气开始变化，尤其明代以后，士人经商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于以上现象，学者多认为这是宋明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种观点，当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笔者认为，商品经济固然有促使士大夫从商的诱惑力，但其作用是外在的，士大夫经商在制度上的原因则在于科举选官制度的实行。首先，科举制度使官僚出现平民化倾向，官僚“贫困”化及其地位的不稳定性，促使他们不得不借助经商来改变面临的窘境；其次，科举以干禄为唯一目的，士风相率就下，读书只为稻粮谋，义利观念因而发生变化，从商不足为奇；最后，科举制度造就了越来越多的士人，入仕的途径越来越狭窄，随着竞争的加剧，许多士人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 一、宋代以后士大夫阶层的贫困化 关于宋代以后官僚的贫困化，史乘多有记载。如《燕翼治谋录》所载：“国初士大夫奉入甚薄……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甚至“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1]（卷上） 明清两代，官僚俸禄收入更低，贫困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而明清两代士大夫经商之风更盛，亦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关于官僚贫困化及其与经商的关系，宋仁宗时王安石已有明确表述。他认为，“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2]（卷39）王安石认为官僚经商是由于贫困引起的，这是不错的。但他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俸禄太薄则站不住脚。考之史乘，汉唐的官僚俸禄并不比宋代高。实际上，中国历代官吏的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宋代为最高，低级官僚则以唐代为最高，均远远高于汉代的水平。而汉代并没有出现官僚因贫困而大量经商的现象，这说明薪俸并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出现在薪俸以外的收入，而这与科举取士的实行有很大的关系。简单地说，科举制实行以前，官僚多来自世家，本身即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科举制下的官僚，则多出身平民，不但先天不足，亦且地位不稳固。正是这种选官体制的不同，造成了彼此之间的贫富差异。 首先，科举制实行以后，平民做官的机会增多，但这也带来相应的问题，即其经济基础较差，在薪水有限的情况下，只好通过经商改善一下处境。而在科举制实行以前，在选官上基本为世家大族把持，因而形成所谓的士族阶层。早在汉初，权贵子弟即能通过任子制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官位的世袭。此后的所谓察举、孝廉等选官科目，固然使得平民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但由于这种制度较之科举制度远未完善，权贵子弟仍有较大的优势。 比如，汉代的察举中存在大量的投门请谒、以求贡举的现象，结果官僚贵族子弟在选宫中占据优势地位。尤其是东汉以来，许多衣冠世家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色彩。官位、族姓与文化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出现了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样世代传经、世代公卿的家族。魏晋以后，确立了九品中正官人法，“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贵”，[3](P1058)来自微族寒门的民间英俊，无法与之竞争，世家子弟在选官中拥有绝对的优势。 反观科举制下的官僚，则出身多是平民。宋代仁宗朝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家庭。理宗宝祐四年登科录中听载三代履历完整的进士570人，其中三代未仕307人，占53.86%；父亲入仕的129人，且属低级官职。明代的情形大致如此。由于大量的官僚出身平民，未入仕以前，大多贫困，甚至很多人及第后竟无力上任，只好借贷以治行装。宋代宰相王旦为中书舍人时，贷钱过期，只好解所乘马以偿。[4] 其次，平民通过科举入仕，地位并不稳固，因而有一定的危机感。在科举制下，“非奕叶科第，富贵不能长久”。[5]（卷4）时人有论：“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计”。[6](P259)由于受贫困的驱使，和对未来可能的贫困的恐惧，官僚们很容易借助自身的优势，别寻发家的门路。士农工商，“农”不足富，而“工”则其不能做，也不屑于做者，最后只有经商一条路可走。宋人已经看出“今之富者大抵皆奸富也”，[7]（卷13）因而出现了官僚经商热。到了明代，尤其是明后期，士大夫经商之风更盛，原因正在于此。 另外，与官僚经商的原因相同，未入仕的士子们也因贫困的驱使经商。士子多出身平民，仅靠农业收入无法满足其进取的要求，只好通过经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尤其很多士人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完成举业，转而经商，一旦商业有成，或是继续举业，或是资助子弟业儒，从而使举业与商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上可知，科举制选官造成了官僚的流动性。士大夫因而难以富贵长守，只好通过经商来维持或改善自己的地位。 二、科举制的功利目的使士大夫突破义利之辩 士人从口不言利到公开经商，贫困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士志于道”，是对士人的基本要求。如孔子所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8](P49)唐代以前的官僚也有贫困的，却是安贫乐道的居多。因为作为士人而去经商，将为人所不齿，从而在社会上失去立足之地。但宋代以后士人终于突破了这一信条，正是由于科举对士人的品行不甚在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