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5)02-59-08 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项成效显著的新法。学界对此向来很重视，并推出不少成果。（注：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4～169页。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1～146页。杨德泉、任鹏杰：《论熙丰农田水利法实施的地理分布与社会效益》，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汪家伦：《熙宁变法期间的农田水利事业》，载《晋阳学刊》1990年第1期。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7页。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502～506页。）笔者欲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熙丰水利兴修中的劳力与资金问题试作浅论，以期有补于王安石变法研究和今天的水利建设，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一、熙丰兴修水利的劳力问题 在兴修水利上，最棘手的问题是资金与劳力。这几乎是所有水利建设都要遇到的难题。正如曾巩所说：“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材动众，从古所难。”[1]（卷13《越州鉴湖图序》）先看劳力问题。水利建设，一般工程比较浩大，历时较长，需要劳力多。据史载：堵塞黄河小吴口，计役314.4万工；[2](P7634)开漳河用700万工日、滹沱河八九百万工日。[2](P6275)如此浩大的工程，自然需大批劳动者。郏亶筹划苏州一项水利工程，需历时三年，预计用20万劳力。[2](P5960)（注：原文“二千万”，《长编》本卷后校勘为“二十万”。）修二段河，“所聚人夫十余万”。[2](P5576)元丰六年(1083)，治理洪泽河，预“计工二百五十九万七千，役民夫九万二千一月，兵夫二千九百两月”。[3]（《方域》17之10）水利建设常常受到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制约，需要避开汛期和农忙季节。故兴修水利通常要集中劳动力、集中劳动时间，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其难度与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如何因民所利而兴利，是摆在宋神宗、王安石面前的一件大事。 王安石变法时期，采用了募役、差调并重，有偿劳动、无偿摊派相结合的办法，鸠集农由水利建设劳动力。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1.利用军队 号称宋代募兵之一的厢军，是代民充任杂役的各种专业兵的总称。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4]（后集卷41《兵制门·州兵》）[5](P4639)一般无征战的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5](P4644)其中番号为“堤防”、“堰埭”的厢军，应属于专门兴修水利的专业兵。据《宋史·兵志》载：建隆以后的200多个厢军番号中，驻扎于成都的防河兵、杭州的“捍江都”兵、通州、泰州的“捍海”兵，[5](P4658、4664)从字面上看应属于水利兵。宋仁宗景祐(1034～1038)中，浙江“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至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尚有300人。[5](P2396、2397)在宋神宗熙宁以后的厢军中，“关河”、“广济”、“堰军”、“捍江”（3指挥）、“防河”等番号也都是水利兵。[5](P4672、4680、4684、4690)在熙丰时期，上述专业水利兵当然要参与水利建设。熙宁三年(1070)八月，宋神宗批示：天下水利兴修所役过“若干兵功”，岁终应呈报司农寺。[2](P5224)次年，开修漳河，“役兵万人”。[5](P2351)熙宁六年，枢密院诬奏：“淤田兵多死，每一指挥，仅存军员数人”。经查，“死事者数不及三厘”。[5](P2371)熙宁九年，修御河用厢军“一千七百余人”。[5](P2356)熙宁十年七月，据文彦博报告：曹村护理黄河的埽兵士多在“别处占使”，“见在只有兵十七人实役”。[2](P6942)参与兴修水利的厢兵，除了专业水利兵外，应当包括临时调遣的非专业厢军。元丰二年(1079)，调发壮役兵2000，京东厢军1000，滨、棣二州修城拣中崇胜兵5指挥，共约5000人，赴洛口兴工役。[2](P7220)次年，岁调“客军”（即非专业兵）9000人，专门修治黄河、汴河等。[2](P7425)元丰六年春，堵塞曹村黄河口，有20万兵参加。[6]（卷15《塞曹村决河》）是役，当包括不少临时抽调的非专业兵。 厢军是宋代募兵的一种，是职业兵、雇佣兵，有薪水，靠国家供给养。因此，无论专设的水利兵或临时差调的厢军，都属于召募性质。不过，由于史载不详，无法知道熙丰时期有多少水利兵、有多少兵参与水利建设，成效如何。 2.征调民夫 征调民夫，是鸠集兴修水利劳动力的惯用手段。宋制：调发丁夫治河“岁以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毕”。[2](P186)宋代厢军虽是充当百役者，但其中水利军数量毕竟有限，许多水利工程仍需征调大量的民夫来劳作。宋仁宗时宋祁曾说：厢军“月费廪粮，岁费库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为盗贼者不可胜算。朝廷每有夫役，更藉农民以任其劳。”[7]（卷101《让仁宗论三冗三费》）厢军所负之役，往往落到民夫头上，水利之役自不例外。 在宋神宗之前，调民夫兴修水利，岁皆有之。宋仁宗时，荆湖南路监利县“濒江汉筑堤数百里，民恃堤以为业。岁调夫工数十万，不足，取之旁县”。[8]（卷38《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 熙丰时期，亦常调用民夫。熙宁初年，张峋知鄞县，是县广德湖经久不治，“西七乡之农以旱告”，张峋“为出营度，民田湖旁者皆喜，愿致其力”，“用民之力八万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于工之余”，修水田二千顷。[1]（卷19《广德湖记》）（注：是役“以熙宁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鄞县广德湖改造，取于民愿，因力而致，但也属于差调民夫性质。熙宁年间，郏亶提举两浙水利，经度苏州一项水利工程，提出鸠集人夫计划时说：苏州五县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万户，若每户出工七日，则可调发百万夫。[9]（卷19《水利上》）（注：郏亶经度两浙水利始于熙宁五年十一月癸丑，止于六年五月乙丑，见《长编》卷240、245，第5824、5960页。）熙宁六年(1073)六月，“诏河北春夫不得过五万人，岁以为式”。[2](P5970)熙宁七年九月庚寅，诏：“河北旱灾，民方艰食，惟河防急切及修城，许量调春夫”。[2](P6242)同年十一月壬寅，知谏院邓润甫言：“淤田司引水淤酸枣、阳武县田，已役夫四五十万。”[5](P2371)元丰六年(1083)，黄河决于曹村埽，调发民夫50万修治。[6]（卷15《塞曹村决河》）征调民夫，带有摊派性质，但以一乡一县或一州为单位，利用农闲季节集中劳力，集中攻坚，不失为解决水利建设劳工问题的策略之一。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昆山县主薄丘与权说：“古制：役民兴作，经费寡而售效速”，[9]（卷19《水利上》）即谓此义。不过，过多地摊派征调，难免扰民。提举两浙水利官郏亶，在苏州主持水利建设，“凡六郡三十四县，比户调夫，同日举役。转运、提刑皆受约束，民以为扰，多逃移”，甚至引起吏民“骚乱”，郏亶被追官。[9]（卷19《水利上》）[2](P5960、5824)这是摊派民夫致民“骚乱”之一例，说明了征调民夫不利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