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05)02-0100-07 西北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北清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些总结和分析，以图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规模与状况 1.研究专著。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于2000年出版，这两部分专著其中多涉及西北部分。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分别系统勾勒了整个西北地区与甘肃从上古至晚清的经济发展轨迹，全面总结了该地区经济各时期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了解西北与甘肃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关连吉与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及王三北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对各历史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研究。继光与高瑞主编《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清代西北开发人物均有研究。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全书叙述了从汉代到清代屯田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西北屯田史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与《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将西汉至现代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面介绍了西北近代的农林牧业的开发状况，尤其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系统记述了自古至今新疆屯垦的全过程。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明清北方市场产生的物质基础、市场构成、主体与客体以及对明清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做了全面的论述。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再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真实历程，以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的贡献，并指出了不足。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探索，该书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地亩、农地垦殖活动、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地区性差异以及清代陕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清代陕西农业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有论述，并进而在总结清代陕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陕西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条建议。翟松天著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和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专门论述了青海清代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尤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研究与划分。杨重琦主编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兰州诸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全面的论述。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西北屯田的情况，对其地屯田的演变探其规律找其原因，且多有精到之处。党诚恩与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甘肃历史上的民族贸易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有杨新才编著《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穆相林等人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董庆煊与穆渊合著的《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货币与金融：1759～1949》（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厉声著《新疆对苏（俄）贸易：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的《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安伦和杨旭东合著的《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多部专著。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第一辑，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汇集了一些清代西北经济史的文章。陈舜卿主编《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16篇文章，对近代以来陕甘两省的农田水利、工矿业、金融业进行了论述。 2.史料的整理、编纂。西北各省区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主要有：《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连芳编《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近代工业》、《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灏与张忠修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新疆金融学会与新疆金融研究所合编《新疆银行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青海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至1994年编印的《青海邮电史料选编》12辑。 3.研究规模。就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来说，其涉及面广泛，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等均有研究。同时研究主题也紧扣清代西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畜牧业的多有关注。并且关于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文章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主要研究情况 1.总论性质的。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作了宏观的论述，指出此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人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但此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思路、措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显著。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4期）对历代西北经济开发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当今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李宗植（《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将近代西北开发特点概括为“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平低、局限性强”。并进一步指出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被迫进行的，都是被动盲目的实践，又加之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近代西北开发只是一句空话。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与阐述。党瑜（《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成崇德、孙喆（《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政府决策诸多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对边疆开发的实绩具有很强的影响，商人则在这一开发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童远忠（《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认为历史经验与现代科学均已表明，林地和草地具有保持水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益，并对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作了概要的论述。赵常兴、张小明、秦敏（《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清代陕南地区的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济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客观上促进了陕南移民迁入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移民人口的过度增加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赵葆惠（《清代对新疆的开发》，《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认为清政府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后，为开发新疆采取诸如设立伊犁将军及之后的行省取代了军府制，以及屯田置牧、发展贸易、开矿设厂、筑路兴学、培养人才、巡边守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外敌入侵，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促进了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以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及人口的增加，教育、宗教的兴盛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蒙古的自身发展，自然也相应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依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樊如森（《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