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

作 者:

作者简介:
严清华(1951-),男,湖北江陵人,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 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邹进文(1965-),男,湖南益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0

原文出处: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拓新,也要有研究领域的平衡发展。由于种种原因,民国经济思想史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最薄弱的环节。大力加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目前首先要解决好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分期、主线、内容及史料等问题。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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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5)01-0084-04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由于本身的研究难度及进入成本的高昂,因而自其孕育产生约一个世纪以来,始终没有成为经济学的显学。虽经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艰难开拓,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至今仍处于严重的不平衡发展状态,其中,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显得非常薄弱,基本上处于研究的空白地带。民国时期的学者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点在先秦时期,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也长期放在古代,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大多数将研究的范围确定在1840年至1919年间。迄今为止,尚未出版一部专门研究1911年至1949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近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热点,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相形之下,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却形成“中部塌陷”。我们认为,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拓新,也要有研究领域的平衡发展,大力开展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同仁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什么长期没有得到系统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期没有给“民国经济思想史”以明确、独立的定位。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界受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影响,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起迄年代界定为1840-1919年。因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一般只写到五四运动前夕,而对1919-1949年经济思想的内容却不太涉及。这种分期方法,人为地把民国经济思想史割裂开来。

      第二,长期以来极“左”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使学者们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为学术禁区。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经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同,民国经济思想史的主体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立足于批,对这种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更是持蔑视和敌视的态度。同时,民国时期的许多经济学者与国民党政权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学者们唯恐自己在研究中产生方向“错误”而不敢轻易涉足。

      第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本身的难度也是造成其研究不足的重要原因。民国时期,西方各种经济思潮传入中国,由于当时出版业的繁荣,大量的经济学论著问世,令人眼花缭乱。这一点,正如叶世昌先生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下册)一书的“自序”中谈到民国时期货币思想研究的困难时所言:“中国货币理论史的近代部分,时间跨度只有109年,但要搞清楚这109年的货币理论情况,比写时间跨度达2000余年的古代部分要困难得多。中国古代部分的资料相对要集中些,而近代部分却非常分散,收集资料的工作十分艰巨。特别是民国时期,关于货币理论的论文、专著以及译著很多,要将来龙去脉搞清楚,没有多年的潜心收集和研究是难望有成的。(这是不少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研究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之一。)”[1]

      当然,在近一个世纪中,学术界也有部分著作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些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作过初步的介绍。如成书于1948年、由夏炎德撰写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一书,对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革命领袖”的经济思想即作了介绍。该书之“附录二”(“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学之进步”)系作者接受《文化先锋》杂志之征文而作,该文主要以“经济思想与学理为对象,其他应用经济学方面之研究,如币制、银行、金融、财政、贸易与工业、农业等,概未涉及”[2]。该文对马寅初、刘大钧、李权时、唐庆增、叶元龙等人的经济思想作了评述。该书之“附录三”(“抗战时期经济研究之成就”)对蒋介石、祝世英、吴景超、陈伯庄、吴克刚、褚葆一等人的经济思想作了评介。李权时1934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经济思想》一书则从消费论、生产论、交易论和分配论四个方面“不拘派别”,对于民国以来中国的经济思想“不管他是积极派或消极派,保守派、改革派或革命派,都设法网罗,叙述其概要”[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对民国财政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当推胡寄窗先生。他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中第一次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下限断于1949年,分三章介绍五四运动到大陆解放前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及应用经济学和经挤史学的发展概况。马伯煌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将研究时限界定为1919-1949年,该书研究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及民族资本家的经济管理思想,对于民国时期占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理论则没有展开论述。张家骧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近代中国,尤其是1919-194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李向民的《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民国时期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说作了深入研究。叶世昌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1840-1949年间中国的市场经济思想作了深入探讨。

      一些专题性的应用经济思想史论著如叶世昌等著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和《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赵晓雷的《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豆建民的《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家骧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分别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某一侧面作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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