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5)02-0140-09 倡导、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在海内外尚处于探索阶段。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基本上还是以西方为主，大抵很少涉及东亚的内容。这不仅与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经济的“腾飞”现状不相称，而且也影响经济学基础和现代化理论等的完备，还可能割裂现今与传统时代的种种关联，形成“无源之水”等缺失。无论21世纪是否亚洲的世纪，至少“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近几十年来已屡受质疑，即使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促生西方资本主义的学说，也遭遇“儒家伦理”或“商人精神”等等的挑战，尽管挑战者多是依据韦伯的命题来探讨“东亚经济奇迹的文化渊源”以反驳韦伯的“结论”。当“文化热”渐趋寥寂，加之“亚洲金融风暴”突发的阴影，回归经济自身的研究再度成为科研主流。然而，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给出充分的诠释，结合经济与文化直至从两者的“一体性”学理出发的探索逐步提上日程。当我们从文化、哲学或宗教伦理的解读深入到经济思想、学说或经济伦理的辨析，更容易凸显“问题意识”，也更便于认识和理解若干相关问题，这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有特性分不开。近十余年来，笔者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爬梳、摸索和实践，有些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发表（注：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笔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略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1卷，1993年2月出版；《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比较》，收入笔者倡筹的首届《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论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日近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与现代》，载日本高崎经济大学学会编《特集：东洋思想と现代》第3号，1994；《“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与儒学》，载黄俊杰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日本篇》，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1999年出版；《石门心学与浙东学派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川口浩主编《日本の经济思想世界》第14章，日本经济评论社2004年出版。另外，本文所列拙作中独立刊发的部分论文收入《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请参阅。）。 本文即是这些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前此的研究主要探究开展研究的意义价值、理论依据与基本方法，并从中日两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入手，重点考察江户时代与宋代相关经济思想之异同；本文则进而以“实存时间”作为比较研究的基准，对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日两国“近世”社会重要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以颇具代表意义的石门心学与清初实学的商品经济和职业伦理观为中心，开展中日商品经济思想的比较。 一、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理分析 众所周知，东亚国家多具有儒家文化的历史背景，然而，日本经“明治维新”而成功步入近代化历程（注：“近代化”与“现代化”在英文中都是“modernization”，本文依据所研究的时代与内容并参考中文和日文的表述特征，主要采用前者，但谈到诸如“现代化理论”等专用概念时，不另改动，特此说明。），中国历“戊戌变法”却未能跻身近代世界强国。自甲午海战“学生打败先生”震惊大清朝野后，一代代国人就不断地深思、学习、探求，寻觅中日两国方方面面的同异原由，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界域进行的系统性比较研究还很薄弱。毋庸讳言，影响两国近代化历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无疑是基础性要因；而经济思想即源基于现实经济状况，又直接引导和制约经济政策的制定及经济活动的开展，其作用远非其他文化、宗教因素可比。故而，比较研究两国的经济思想具有特别意义。 诚然，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不仅关涉现代化理论的全面、完备，而且影响经济学基础理论或经济学说史、思想史的丰富与完善。研究近代化本身是重要的，但研究近代化赖以植基的条件与基础或许更为重要。从传统时代向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是科研工作不容忽视的重点。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史上均属“近世”(premodern)晚期，都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江户时代（1603-1867，也称德川时代）是日本社会由传统经济形态向近代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日本文化发展的定型期和高峰期。石田梅岩(1685-1744)创立的“石门心学”即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与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后经其高足手岛堵庵(1718-1786)等人的拓扬光大，对日本社会产生较深的影响。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注：日文“町人”包括商人、手艺人和工匠等，为准确起见，本文直接使用“町人”一词。另外，“俭约”、“职分”等词同样没有完全对应的中文，故亦保持原貌。）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门心学与中国儒学有关，其阐释商人的职业伦理与赢利的合理性等，并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研究者视为类似于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对日本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及其发展历程产生影响。与此大抵同时代的清初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同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学”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如稍早些的南方三大启蒙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5-1682)和王夫之(1619-1692)，以及北方的“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是颜元(1635-1704)、李塨(1659-1735)、王源(1648-1710)。清初实学的共性即力倡求实黜虚，主张经世济民，“崇实”“致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高度评价清初实学，认为顾、黄、王、颜诸学皆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赞扬其“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