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742(2005)01-0051-04 元稹（公元779～831年），字微之，河南洛阳人，中唐著名文学家，任过左拾遗、监察御史、宰相等重要官职。他在任宰相期间倾心写就的《钱货币议状》[1]，深刻分析了当时货币流通中的弊端，鲜明表达了主张“量出为入”的货币管理思想。在如何对待收入与支出的问题上，中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量入为出”。《礼记·王制》曰：“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2]此项政策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很大的依赖性。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为了改变历史遗传下来的这种弊病，在推行“两税法”时，对货币的管理提出了反向思维：“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为入。”[3]“两税法”的利弊得失，历史上见仁见智者颇多，姑且不论，但它毕竟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对政府征敛行为的一种严格规范，是历史进步的表现。时隔几十年，元稹一担任宰相就在《钱货议状》中郑重申明要贯彻“量出为入”的思想，并从理论上做了许多新的阐释，使货币管理思维和理念来了一次飞跃，有力推进了货币的发展。他恳切建议唐穆宗将“量出为入”作为国家管理货币的基本政策，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切实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 一、总统（领）百役，定额以给资 一个有头脑的政府，应该从宏观上控制国家的经济建设，控制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建设成败的货币流通。在唐代已在这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实践。史载，唐朝廷曾规定：“一岁一造账，三年一造户籍，县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领焉。”[4]杨炎推行“两税法”时又明确规定，“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之事“以尚书度支总统焉”[5]。这些史料说明，从盛唐到中唐的数十年中，唐朝廷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货币“造账”预算制度，其“造账”预算有对象、范围、时间安排、实施方法和步骤等。为了保证预算制度的贯彻执行，或设置中央政府职能机构“户部”以“总领”，或指定专门权臣尚书以“总统”。 无稹积极肯定了历史上“总统（领）”“百役”的宏观经济思想，并在货币管理中加以具体落实。如何“总统（领）”？可分三步。第一步，通盘考虑，合理安排国家急办之“役”事，并制定一个可行性的计划。元稹在另一篇文章《钱重物轻议》中有曰：“宜令百僚各随所见，作利害状类会奏闻者。”[6]朝廷要广泛征求并“会”集各级官吏对“百役”发表的“见”解即“奏”议，“闻”听其所“作利害状类”，在“会奏”过程中形成国家统一的“百役”计划。第二步，根据“百役”计划所“量”之“出”去统筹资金即“为入”之“货财”（与货币，或钱，或钱货同义）。《钱货议状》曰：“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这句话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根据“量出”的需求数额去“为入”“天下之财”。二是在“为入”过程中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分配方案，正确处理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大部分“上供”朝廷，小部分或“留使”或“留州”，以照顾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调动其办事的积极性。第三步，抓住“量出为入”的要义“量”与“为”以行事。“量”不仅有计“量”，还有“量”力而行的意思。要从实际出发衡量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不能过分加码，过犹不及。“为”就是作为、行为，指“入”的具体动作、措施。“为入”与“量出”要协调统一，“受财以轻费”。一个“轻”字表达了对“出”、“入”的具体要求：“出”时要有节制，量体裁衣，充分发挥有限资源的最大作用，决不能侈靡浪费；在“入”时要以爱民为先，“取之”留有余地，决不可“竭泽而渔”。“百姓，国家之百姓也”，国家货财的泉源。只有百姓殷富“有余”，国家才有丰富“为入”之泉源；只有源源流长，方能取之不竭。如此，国用充足，按预算“定额以给资”，国家所“总统（领）”的“百役”才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才能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任务。 二、令禁进献，丰源以蓄藏 古人谓钱为泉，其流如川。泉水在河床流动可造福于大地，若冲决大堤则危害苍生。有泉水特质的货币按其自身的规律流通，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如果溢出渠道而泛滥就会侵蚀和动摇政权。元稹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钱货议状》中指出，钱货“欺滥遍行于市井”，其最大之“弊”乃是“进献”：有“藩镇大臣不时之献”；有“度支转运别进之名”；“近制有年进月进之名，有正至三节之献”。这“正至三节”之“正”，指正月初一；“至”，指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冬至。“三节”指“三元节”，即正月十五日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下元节。不分年月日，时时要“进献”，名目繁多，种种色色，五花八门。进献者，官吏向皇帝进贡献纳货财以及价值昂贵的物品之谓也。官吏们打着“进献”的旗号随心所欲地扩张征敛范围，增加征敛数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究其目的或借以求宠于主而向上攀爬，或借以截留“供财”而中饱私囊，或两者兼而有之。正如《钱货议状》所深刻揭露的：“节将（指节度使）有进献以市国恩者，有贿遗以买私名者，有藏镪滞帛以贻子孙者，有高楼广榭以炽第宅者。” “进献”本是朝廷为了解决“国用不充”的矛盾而采取的一种征敛方法，用得适当，百姓或可勉强接受。但在实行中，各级贪官污吏把它变成了敲骨吸髓以谋取私利的残酷手段。他们用这种手段把大量货财沟溢出正规渠道“滥行”，或用以“市国恩”，或用以“买私名”，或用以“贻子孙”，或用以“炽宅第”。他们用货财行贿受贿，“高楼广榭”、“藏镪滞帛”，形成了阴沟里的一股股黑流。这种污流祸水不停地腐蚀着官吏的心灵，冲浸着政权的基脚，使政权构架动摇晃荡，岌岌可危。 元稹面对因货财“滥行”而造成的危险形势，紧急“奉宣进止如前”，坦坦陈述自己的见解。《钱货议状》认为，树有根，源有头，官吏们“滥行”货财的根源在皇帝实行的“进献”制度。只有挖断这个根源才能防止货财“滥行”。于是，他向皇帝郑重请求，“诚能禁藩镇大臣不时之献，罢度支转运别进之名”，便可以“革其弊”。他敢犯龙颜，一连用“禁”、“罢”等如此严肃、坚决、果断之词来制止皇上之行为，确实有冒杀头的危险。但他自信，作“状”事实凿凿，表之以忠心，动之以真情，晓之以道理，或能触动皇帝的心魂。皇帝从维护自身的利益着想，或不得不深慎其“状”，嘉纳其议，加大整治货财“滥行”的力度，争获更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皇帝下令坚决禁止“不时之献”，罢黜“别进之名”，就能拦住其侵害百姓的钩爪锯牙，就能使“国家之百姓”得以“安定”就能堵住官吏们“征税暗加”的借口，就能减少“成我之怨府”（即化解民众聚焦于朝廷的怨恨），从而缓和阶级矛盾。“若此，则不减税而人安”。“人安”居乐业，就能集中精力从事生产，丰富社会财源。“货财，国家之货财，不足则取之”于“蓄藏”丰富之民，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