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5)01-0050-06 一 传统“商”概念及其经济、社会内涵之分析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社会有阶层而无阶级。前者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更多地属于一种非经济分析术语，是以社会功能、社会地位作为划分标准和评价尺度的，人们常说的“士农工商”是其具体结构的简要概括。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剧烈的转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首尾两个阶层，即士和商。 在传统概念中，“商”的语意极广，商业、商人，是“商”最基本的两个含义，而与“商”概念最接近的莫过于“贾”字。“商”、“贾”有两个主要的经济涵义。一是作为经济生活环节之一的“商”，即商业；二是作为一种社会阶层的“商”，“商”阶层只不过是社会剩余产品交换的操作人。古代传统社会中，生产环节天然地归属从事小家庭农业生产的“农”、以及从事小手工业生产的“工”两大阶层。这种概念上的分野，与传统农业社会及大一统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相契合。 传统社会中“商”的经济内涵决定了“商”阶层的社会内涵。从整体史的角度来看，“商”无疑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常与“奸猾”、“寡廉鲜耻”等联系在一起。当然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并非一概地歧视，“商”。在古代典籍中就曾出现过“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的记载。（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校勘本，第1879页。）“商”“农”可以并列相称，其“业”不分高下。 尽管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商人必不可缺，但由于不事生产却能聚敛财富，因而被视为社会的寄生者。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观念形态中，农业社会里强烈的“义利”之辩的伦理意识将商人的逐利斥为道德低下；在社会制度和官方法律中，严格限制着商人阶层的社会政治权利和社会机遇；历朝经济政策都奉“重农抑商”为圭臬，商业则被视为“末业”；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中，商也位居其末。 从农业社会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利益出发，商人是难以信任和依赖的一种社会力量。首先因为统治者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村和农业生产，其兵员也来自乡村，城市和商业只是奢华消费的代名词和小农经济的潜在侵蚀者；其次，追逐私利的商人被认为会与国家争夺社会财富，从而损害公共利益；再次，职业性质决定了商人的高度社会流动性，与“地着”的农民相比，他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则可能常常脱离国家和社会机制的控制，从而成为政治稳定的一大隐患。西汉时晁错就向汉文帝指出这一点：“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注：《汉书·食货志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页。） 这种情况在古代世界并不鲜见。有研究者查阅了埃及、巴比伦、罗马、希腊、中世纪欧洲和中国、17世纪的新英格兰、18世纪的英格兰以及19世纪的法国的历史记载后，也“发现所有这些社会都鄙视商人并限制商人的司法和政治权利。”（注：（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二 近代历史背景下“商”的经济内涵之嬗变 “商”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地位、功能的转变这一问题，必须在近代的全球历史背景下来看待。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现代性因素，即主动、充满活力而野心勃勃的现代“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对一个被动、自我循环而惰性十足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渗透和影响，以及后者对这一无可抵拒的历史潮流的适应过程的一个必然现象。布罗代尔曾这样解说他眼中的近代经济现实： 在产业革命前的经济中，依我之见，首要的义理就是当时那种仍然是初级的经济所蕴含的刻板、钝滞和艰涩，与一种现代化发展所引发的有限的、参与人数不多的、然而却活生生、强有力的运动共存共处。一边是村落中的农民，他们过着绝少与外界来往、几乎是完全自己自足的生活；另一边是正在伸展着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它们在蔓延，在一点一点地铸造着并且也已经预示着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总之，至少有两个天地，两种陌生的生活，而其各自的实体却又互成因果。（注：（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页。） 这在近代中国，亦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布罗代尔所言的这后一种运动、后一种生活、后一个天地，并不是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肌体中直接生长出来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从外部世界移植进来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两种相互对立的“物质生活”和经济体系相互争竞冲突的同时（在沿海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兴起并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的同时，内地则走向逐渐而无可挽回的衰败化；资本主义在兴起，而传统小农经济则在解体和破产中。就整体而言，在旧社会肌体衰朽、功能紊乱的同时，新的因素却仍然在种种内外困境中艰难挣扎着。不仅无法顺利接替旧机制的众多社会功能，相反，自身在严酷的内外环境中还在被扭曲），还有东西方文化的差距（东西文化优劣的百年争论，甚至至今又重新兴起），殖民主义侵略因素以及相伴而来的反抗斗争也混杂其中（如义和团运动）。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近代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艰难和复杂。 在这种新的经济运动中，近代工业化大生产和商业革命相辅相成，成为新的国家经济的火车头。经济生活的变化、经济结构的重组，与诸种社会上层建筑的变迁相激荡，构成了每个传统社会的现代历程。广义上而言的“商”，逐渐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一种代称。其经济内涵大大超越了古代的“商”观念，其社会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中国人已经明确认识到，古之“商务”，“不过日中为市，易事通工而止。……古人所谓商，商其所商，非今所谓商也。居今日而概念商务，其情势有不可同日而语者矣。”（注：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5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