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

作 者:

作者简介:
叶显恩,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广州 510610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南海贸易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广州“独口通商”的由来和广州贸易的特点。着重探讨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及其卷入世界市场的情况。指出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豪商,已同其印度、美国商人伙伴一样,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广州华南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美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美各地。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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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5)02-0105-08

      由于15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和东方航线的开通,揭开了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海商的东来,传统南海(注:南海是中国五大海中最大的一个,面积350万平方公里,占五大海区面积的74%。中国古文献中的南海,初无明显的范围。元、明之际,才有东、西洋(东南海、西南海)之分。以文涞为界,其东为东洋(东南海),其西为西洋(西南海)。西洋(或称大西洋)有时也包括印度洋与东非沿岸。本文所说的南海是指明清时期习称的范围。)水域的贸易网络,已经西越印度洋,延及大西洋,东通太平洋彼岸的美洲新大陆,初步形成世界性的海洋贸易圈。

      如果说16世纪是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形成的时代,那么18世纪则是全球化商业扩张的时代,是一个商业竞争趋向激烈的时代。这一新世界贸易格局的出现,对于作为传统海贸中心的广州,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在全球化商业扩张时代形势下,广州贸易所作的回应。

      一、南海贸易格局的变化

      广州古来就是中国海贸的中心(除元代一度为泉州所取代外)。明代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置市舶提举司。明确指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流求,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就是说,广州被指定为南海各国朝贡贸易的港口,所管辖的范围也最为广阔。南海贸易局势的变化与广州贸易息息相关。探讨广州贸易时,当应从南海贸易谈起。

      环列南海的“南海诸蕃国”,已为华人所不断移居,明代更成为中国商民出没的地方。华侨在东南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海商于是16世纪先后前来,改变了南海政治与贸易的局势。

      首先,中国与南海诸蕃国间传统的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华商的贸易网络受到冲击、削弱和破坏。葡人于1511年攻占满剌加(今的马来西亚,明末称麻六甲),是西方势力东渐的滥觞,也是宗藩关系受到冲击和破坏的开始。作为明帝国的藩属国满剌加,陷落达十年之久,明朝廷才得知。明帝国也曾严词申斥葡人,责令其退出,返回故土,并下诏谕近邻暹罗(今的泰国)诸夷救援,但未曾取得任何效果。从此起,明帝国与南海诸蕃的宗藩关系日渐式微,在南海的政治势力逐渐退出。尔后南海诸藩先后陷为西方的殖民地。

      葡人继而前来中国沿海活动。先是勾同中国的海商、南海诸蕃的一些商人在杭州湾外的双屿岛建立国际性的市场(1548年明朱纨发兵捣毁),继而以租借占据澳门作贸易据点,并建立东亚与欧洲的贸易网络。

      继葡人之后,西班牙人于16世纪中叶占据菲律宾,以马尼拉为贸易基地。16世纪末,荷兰人(16世纪时其领土包含今日的比利时、尼德兰、卢森堡和法国北部法兰德斯一带)也来到吕宋(菲律宾),由于遭到葡、西的抵制,于是荷兰国内的各公司联合起来,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并配有强大的武装舰队,以加强其在南海的竞争力。它极力排斥葡、西势力,甚至进攻其贸易殖民基地。17世纪初营建巴达维亚城(雅加达),作为为殖民统治的据点。继而侵占锡兰,并从葡人手中夺取麻六甲。又占据台湾,以大员(即今安平)作为贸易据点(1662年为郑成功所驱逐)。巴达维亚和大员两据点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奥援。继葡萄牙人之后称雄于东亚海域。

      英国1600年组织的东印度公司,也前来加入南海水域的商战。由于其资本和武装力量处于劣势到17世纪20年代,把重点转移到印度和波斯。唯留下爪哇的万丹作为在南海的基地。

      前来南海水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国的贸易公司,不仅拥有以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舰队,而且有本国政府作其政治与经济的坚强后盾,有垄断某一地区贸易的特许状,甚至享有殖民地军事和政治的全权。他们凭借其船坚炮利,一方面主张公平的贸易,另方面遇到失利时,则拦截掠夺海上商船,甚至烧杀掳掠沿海居民,无恶不作。他们在南海地区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基地,实行殖民统治,一改东亚海域由华商独领风骚的传统贸易局势。再是,西方各国海商的先后到来,导致出现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此时南海贸易的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各国间都需要交换各自的产品。荷兰人说:“中国人需要我们的白银,正如我们不能没有他们的商品一样。”(注: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斯》,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年,第216~221页。)可以说,16、17世纪的世界已经开始趋向一体化。

      如果说16世纪是海洋时代,是世界趋向一体化的开端,那么,18世纪是全球商业扩张的时代,也是世界一体化加深而出现的贸易重新改组的时代。

      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是伴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取得成功而出现的。产业革命为市场制造了愈来愈多的产品,迫切需要推向市场。从英国1700年至1800年一百年间的出口商船吨数、输入额和输出额成倍地增加中,可以看到产业革命带来的后果——工业产品对市场需求的迫切性。据统计,离开英国港口的商船吨数,1700年为31万多吨,1800年增至192万多吨,增加了五倍多;商品输出额,18世纪的首10年,为6至7百万磅,1800年却达到4187万多磅,增了约6倍;商品输入额,18世纪初为4百万磅,世纪末已增达约3千万磅,增加了6倍多。如果置于坐标图上,可以看出,这三项指标都在扶摇向上,世纪末的20年间更是几乎直线上升(注:参见(法)保尔.图芒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6~78页。)。18世纪的南海贸易,除老牌的葡、西、荷等国商人相互竞争外,又增添了英商这一强劲的对手。跟踪而来的还有欧美其他国家的商人,如法国、丹麦、瑞典和刚刚建国的美国等。此时,南海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化,而且更加带有疯狂性与倾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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