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农民家庭手工业从副业向主业发展的趋势颇值得注意。本文拟对此作点粗略探讨。 一 中国国土辽阔，气候与土壤的多样性，决定了手工业原料资源的多样性。各地农民就地取材，形成了门类众多、品种繁杂的家庭手工业。明代中叶以来，经济作物种植广泛发展，到清代更出现了产区集中和布局优化的趋势，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日益向农村扩散，向农民家庭手工业扩散。农民家庭手工业不但在重点地区，就是一般地区，都保持着手工业生产的主体地位。手工业具有高于农业收入的附加值。如果又具有原料作物产区的区位优势，就地取材，就可以节省经过市场环节的各种中间费用，降低成本。如果以自己农田生产的原料进行加工，更可以免除购买原料的费用，将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归自己所得，这些都会提高农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为手工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提供基础。所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从副业向主业发展的趋势，在经济作物重点产区表现尤为显著。下面作些具体考察。 ［棉纺织业］清代棉布都是由农民生产，江南地区为历史最久、产量最大的棉布产区。棉纺织的收益，决定于棉、布、米的市场比价，银钱比价亦有影响。历史文献所提供的上述各种商品的价格，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难以一致，市场零售价和商人收购价亦难判定。同时影响市场物价的因素甚多，导致物价经常变动不居。以计量方法计算农民织布收益往往难以准确，甚至越具体越可能失真。故拟以当时人的论述来考察农民的织布收益。 康熙间，陆士仪说：“青浦之俗，工织布，棉三斤织布一匹，利率三倍。”（注：《陆桴亭文集》卷6。）棉纺织生产工具简陋，“生产者所用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格”（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页。）。农民织布一匹，用棉三斤，可获得九斤棉花的劳动报酬，具有颇高的附加值。 乾隆间，米价渐涨，民间改用米衡量棉纺织收益。嘉庆间人说：“向以花三斤成布一匹，可见米一斗花三斤，故有斗米花三斤之语”（注：道光、咸丰《紫堤村志》卷2。）。这是说乾隆间织一匹布的劳动报酬是为米一斗。乾隆间，特别是乾隆中叶，当时人有“今年布价新增贵”、“年来布价高如帛”（注：乾隆《乌青镇志》卷11，光绪《月浦志》卷1。）之语，可见这种劳动报酬也是不低的。这都说明康熙、乾隆间，米、棉、布价大体均衡，农民纺棉织布可获得较高而又大体稳定的收益。但到道光年间，布价下跌，农民收入受到影响。 当地有些农民除种粮食之外，还种棉花，如说“下农种木棉三五亩”，或夫妇“人踖二亩”（注：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钦善：《松问》。）。从明代开始，有些农民就是“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然后贸易钱米，以资食用”（注：乾隆《嘉定县志》卷3。）。如果农民用自种棉花纺纱织布，其收益还会更多一些。 农民的生产目的是养家糊口，当时人还以养活人口多少来量化纺棉织布的收益。康熙、乾隆间人说，江南农家妇女“自幼习劳”、“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足以供一日之用度而有余”（注：尹会一文，《清经世文编》卷36。）。这是说农家幼女从事纺织，其收入可养活自己，并有剩余。如家有健妇，“计其所得，一人一日之功，其能者可食三人，次亦可食二人”（注：庄有恭奏，《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辑。）。在一些劳动力较多的农户，简单协作亦足提高生产率，“一手所制，足活三口；三手并作，则八口无虞”；或说，“一手所制，若布、若带、若巾帨，易粟足活三口；三手事事，则八口无虞”；“贫民业在纺织者，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无虞”（注：顺治《海门县志》卷1，乾隆《直隶通州志》卷1，康熙《紫堤村小志》卷前。）。江南地区人民生产水平较高，从养活人口数来看，棉纺织的收益也颇为可观。 至于棉纺织是否已经成为许多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即与农业相比较，是否已经成为主业，可以从农民耕地规模的减少得到说明。松江府是江南植棉和织布最发达的地区。从明到清，其所属各县的方志一直有“田所获，输赋偿租外，未卒岁，室已罄，其衣食全恃此”之类的记载。南汇县、川沙厅的方志中，并有“俗有六十日财主之称”的说法，这是说，农民收获的粮食，交纳租赋之外，只够吃两个月。有的说得更加明白，“即竭终岁之耕，不足供二三月”（注：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卷1。）。邻近的苏州府无锡县也是，“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其余月是“抱布贸米以食”（注：《锡金识小录》卷1。）。 其他植棉和纺织发达的地方均有类似情况，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山东齐东县，有些农民“专务纺绩，一切公赋及终费经费多取办于布棉”（注：康熙《齐东县志》卷1。）。河北枣强县，“男勤于织，女勤于纺，通功易事，赖以生活，小民生计，十居八九”（注：康熙《枣强县志》卷1。）。湖北应城县是，有些农民，“多恃女工织絍，资给八口”（注：光绪《应城县志》卷之1。）。河南孟县，“地窄人稠，按口计地，每人不足一亩。通邑男女唯赖纺织营生糊口”（注：乾隆《孟县志》卷4上。）。有些农民更因此而致饶裕，道光间，山西有人说，“每见省南寿阳、榆次、太谷、祁县等邑，机声轧轧，杼轴相闻，……是以室家饶裕”（注：道光《大同县志》卷尾。）。这可从咸丰间农书《马首农言》中得到说明，寿阳县有些农家，“健妇一岁得布五十匹，一布余钱可得百五十，计五十匹得七千五百余钱，得五十二三丈余布”。这是说，五十匹布，可获利七千五百余钱，合布五十二三丈。咸丰四年，寿阳县谷（即粟）每斗三百钱，按此折算，织布盈利可易粟二十五斗多。北方农家口粮一般是“大口小口，一月一斗”。二十五斗多粟，即为四口之家六个多月的口粮。又如江西南昌县，邻近九江棉产区，“乡村无不纺纱织布之家，勤者男女更代而织，鸡鸣始止。旬日可得布十匹，赢利足两贯余。耕之所获，不逮于织。耕以足食，织以致余，农家未有不勤织而富者”（注：光绪《南昌县志》卷56引同治府志。）。这些都说明，棉纺织已成为当地许多农民的主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