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9；F129.4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5)02-0154-07 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问世后，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它们破除了长期以来陈陈相因的“欧洲中心论”神话，极大地扩展了学术思考的空间，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然而，它们在揭示出某些真理的同时又掩盖了更多更重要的真理，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又编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在他们看来，似乎中、西双方的命运在一个神秘的时刻突然发生相反的转向。 通过对白银在国际市场间流转过程的描述，通过强调中国“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1]（《前言》），弗兰克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1]（《前言》）他还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列车的火车头。而彭慕兰则谨慎得多，他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指出直到18世纪中期，欧洲和亚洲的核心区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与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两者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2]（《前言》）。正如他们自己所标榜的，两人都是从“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经济史的，但遗憾的是，他们进行的还是一种平面上或表面上的比较，在“证明”了亚洲或者说中国拥有至少同样的生产力水平和商业规模后，只能把欧洲扬镳而去的原因归结为海外殖民地的开发、煤矿恰好坐落于工业中心这样的单个事实或偶然机遇，不能解释为什么当欧洲人前仆后继地从事探索新世界的冒险事业、坚忍不拔地敲击天朝上国紧锁的国门而导致民族国家间争战海上的宏伟活剧拉开序幕之时，中国的统治者依然沉湎在大一统残山剩水的迷梦里；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当西方资本主义横行世界之时，中华帝国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下行的螺旋”。他们以数据材料证明了东方与西方这两匹马跑得同样快，也曾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却没有发现——也就无从解释——它们跑的方向从一开始就不同。 我的观点是，西方向东方输入白银，从客观效果来看，如同把水流注入油井（注：这个比喻受到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监雅恩·皮特森·科恩的启发。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他得意地宣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从事的豪华贸易几乎是一种无本买卖：“只要有了船，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么会失去什么呢？毫无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点水注入水泵引动。”[1](P378)），采出来的是更宝贵的原油——物质财富。当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白银流入中国后，运出去的却是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如此绝对出超的外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病态的标志。在这种看似无比合算的交易开始之时，东西方之间的对决便输赢已定了。因为西方通过交易得到的是培育社会机能的营养——中国民众的超额劳动甚至生命价值，而东方（中国）得到的只是维持生命活力的血液。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扩大了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注：用这个概念来表述当时原始手工业的繁荣局面，已是一种约定俗成，姑且用之。）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一、白银的输入促进了生产的扩张和贸易的发展，为明清两朝的经济赋予了生机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依据一个农民的理想确立了国家制度的规模和气质——简陋、保守，毫无想象力，没有为经济的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政府把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既限制大产业的形成，更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从洪武直到正德，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像一个勤勤恳恳的农夫，一心一意地经营着自给自足的小康之世，对传说中的两宋繁华毫不热心。然而，至迟到明武宗（1506-1521年在位）时期，由于人口增加、吏治败坏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社会矛盾加剧，朱元璋设计的那种空前保守的小农经济体系濒于崩溃。据《明史·武宗本纪》载，正德四年（1509年），“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并盗起”；正德七年（1512年），“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明史》的作者是这样评价当时形势的：“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几危宗社。”[3]（列传第197）嘉靖朝则更属艰难时世，由于统治者坚持禁止民间通商海外的蒙昧政策，导致东南沿海民不聊生，纷纷下海为盗，“倭患”蔓延二十余年，几乎动摇朝廷根本。此后，明朝的各代帝王可谓一蟹不如一蟹，全都是昏庸暗昧之徒，但明政权危而不倒，并且社会出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繁荣局面，所依赖的正是白银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