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

      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清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其成就超过唐宋时期。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批评已有黄宗智、秦晖等长文刊布（注：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见秦晖著《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极具说服力，读者自可参阅，本文不再置评。因此本文论域限定在中国传统经济，主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以资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断宋代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三是如何解释宋代如此发达的工商业文明为何未能带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行文中间或会与明清进行对比。为节省篇幅计，本文只讲观点和思路，具体论证和支撑材料请参阅已出版的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注：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相关部分。

      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段落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须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入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两个方向是彼此涵摄的，共同耦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运行系统。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注：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于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曰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

      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

      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

      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进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进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五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注：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入手。

      二、宋代经济：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急速成长和海洋发展路向的初现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在我看来，汉唐是同质社会，宋明是同质社会，插在汉唐和宋明之间的辽夏金元又是一种同质社会。而清朝则是宋明与辽夏金元社会的综合（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种同质社会，这里只是一个简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备。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体经济之上，也是一种同质社会。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发展下来，其间既有联系（历史传承）又有区别（性质相异），还有交叉和融合。因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便展开，我已另文论列。）。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换言之，汉唐和宋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异质社会。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