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5)02-0064-06 在中西历史比较中，封建社会中的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封建社会的同一性和特殊性。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好像并不很多，本文拟对它略作说明，以期引起注意。 一 西欧的依附制 布洛赫在总结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时，谈到有一点是依附关系的普通存在。这种依附关系以保护与服从为特征，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人”，即意味着对那个人有服从的关系，从国王起（一般说来，国王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人”）一直到农奴为止。[1](p145)虽然农奴是下贱的等级，是不自由人，从法律原则上说是物，可是一样也可以被称为是领主的“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也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2](p94)为了区别开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和封建主之间的相互依附，西方学者一般解释说前者被认为是世代相传的，农奴及其后代永远是他的领主的农奴，要向领主服低贱的劳役；而后者则被认为是自由结成的，所以每一代的封君和封臣都需要重新举行结成这种依附关系的仪式，而封建主之间的依附关系后来也就被称为封臣制。[1](p161)（注：布洛赫在其《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曾指出这两种依附不同，不要把封建制和领主制混淆。见《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文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说西欧封建社会依附关系的普遍存在，来源于启蒙思想家，他们认为黑暗的中世纪是没有个人自由、充满奴役的。如孟德斯鸠就认为，中世纪的封臣制是源自日耳曼人的随从制度，而普遍的农奴制则是起自于征服。[3](p311～313)启蒙思想家的这种看法，始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反专制的思想斗争。那时强调人生而自由，奴役是暴君强加给民众的。[4](p3～5)[5](p14～20)这说的本来是国家对民众的奴役，可是后来因为主张封建制度的无政府状态，缺乏国家权力，所以就成为人对人的奴役了。 由此可见，说西欧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依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封建主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过去认为西欧封建社会中的主要生产者是农奴。或者说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概括为封建主和农民之间的对立，而典型的生产者身份是农奴。农奴对领主存在着三种依附关系：一是身份上的依附，为此农奴处于不自由状态，世代为奴，要向领主服与人身不自由有关的义务；二是土地上的依附，因为农奴耕种的土地是领主的，不是自己的，所以要向领主服劳役等义务；三是司法上的依附，即农奴要受领主的审判，国王的法庭不保护农奴。[6](p151) 农奴制在西欧是一个很复杂的制度，它和领主制一样，也是自发形成的，而且它的根据主要是当时的习惯法，习惯法因地而异，标准不一，即使什么是农奴也各地所见不同。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一般认为，西欧的农奴制并没有19世纪时的史学家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农奴的数目不太多，在农奴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半自由农民和自由农民；农奴制存在的时间也并不太长，只在封建的高峰期。以农奴制较为严重而统计又较明确的英国为例，它形成于12世纪，到15世纪或者还要早即已经瓦解。在英国农奴制极盛时期的13世纪，农奴约占农村人口户数的3/5，全国人口户数的1/3。[7](p224～225)至于其他国家则肯定还要小于这样的数字。如果19世纪的中古史家了解的是这样的情况，也许他们就不会强调人的依附关系在封建社会的普遍存在了。不过要注意的是，西欧的农民，即使是自由农民，也都有着依附关系。他们耕种的土地是领主的，虽然不需要向领主服劳役，可是要承担相关的义务，另外一般还得受领主的司法审判。 因为封建社会的模式是从西欧的历史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讨论其他地区的封建劳动者时，很自然地就要讨论到那里有没有依附关系、有没有农奴制。 二 俄国的农民 俄国存在过农奴制度，但它的农奴制度和易北河以东的其他欧洲地区一样，其极盛期为17～19世纪，已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那时其国内的商品经济也有相当程度的发达，和西欧农奴制时期的经济情况不大相同。另外，因为当时俄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已经建立，所以俄国的农奴制由自发的成长转变成为国家法律的规定模式，这是西欧历史上所没有的。 在农奴制兴起的东北罗斯地区，地广人稀，森林茂密，南部是广大的草原，一样人烟稀少，只有少数游牧的鞑靼人来往。虽然农民依附于封建主，但要摆脱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他们只要往森林或者草原上一跑，就可开垦一块土地为生。何况，许多依附农民还有自由身份，他们在结清债务后，完全可以自由离开，另外谋生。而对于封建主来说，劳动力是比土地更为宝贵的资源，所以他们相互以优惠条件招诱农民前来为他们耕作。15世纪莫斯科国家兴起，同时中、小贵族—服役贵族也冉冉上升，他们和大贵族（也称波雅尔贵族）争夺农民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农民的流动和逃亡对封建主阶级的统治形成威胁，莫斯科国家于是进行干涉。本来根据1497年法典规定，为地主耕作的农民在债务结清后，可以在每年的犹里日（11月26日）前后的各一周内离开主人，到别处工作。后来国家逐渐对这种权利加强了限制，规定除了结清债务外，还要交纳一笔赎金。到1581年实行禁年，即规定取消农民于犹里日出走的权利。农民被登记在地主的土地册上，变成主人的固定劳动力。禁年令本来是暂时措施，后来多次重复实行，农民越来越被固定在土地上。1497年规定地主对逃亡的农民有为期5年的追捕权，后来更延长到15年。农民的地位越来越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