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35（2004）06-0030-08 一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纵横捭阖，曾一度执全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在中国商业金融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影响至深至远，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深掘的文化宝藏。因此，研究历史上的晋商活动，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纵观晋商研究发展的百年历程，可以说前少后多，成果不少，势头很猛，特色鲜明。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相关的著作约40余部、学术论文 400余篇，其中不乏考证详实、论证严密、见解深刻的好文章。早在1912年8月16日《新闻报》刊登的《票商顾全大局》一文便对晋商票号的活动有了一定的关注。约从1905年起，国内外学者开始撰文著述，对票号的起源、发展、业务活动及其社会作用进行了研究。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晋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马寅初先生关于山西商人和票号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和《银行周报》上，李宏龄撰写的《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初步探讨了山西票号盛衰原因。20世纪30、40年代出版了两部重要的著作，一部是陈其田先生的《山西票庄考略》，另一部是卫聚贤先生的《山西票号史》，这可能是中国学者关于山西票号最早的史料性研究成果。但《山西票庄考略）内容过于简单，《山西票号史》也仅是对票号资料的汇集，研究都不够深入。因社会动荡，世事艰难，对晋商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未能给后人留下比较系统完备的资料。同期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如《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钱业日报》15卷7号，1935年）、《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中央银行月报》6卷2号，1937年2月）和《记山西票号》（《上海银行周报》78号）以及《山西票庄之今昔》（《民族》第4卷第3期，1936年）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文史资料》自1959年10月创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发表晋商史料性文章多篇，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晋中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介休侯家和蔚字号》、《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等。20世纪60年代，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山西票号的史料，后几经充实于 1990年出版发行了多达110万字的大型史料著作——《山西票号史料》，极大地弥补了山西票号研究中史料的不足。这一时期，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关于山西商人的论著、论文和调查资料相继出版。佐伯富发表了《清朝的兴起与山西商人》（《社会文化史学》，1966年第1期，1974年10月编入《中国史研究》第2辑）、《清代塞外的山西商人》（东方学会创立 25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1972年11月版）、《清代山西商人和内蒙古》（《藤原弘道失主古稀纪念史学佛教学论集》，1973年11月版）、《清代山西商人》以及《山西商人的起源和沿革》（日本东方学会主编《东方学》，1979年7月）。以上论著对于山西商人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其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作了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了晋商的营业范围、活动区域以及资本与获利情况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晋商现象日益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大量论文、著作相继问世并形成氛围。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著有田际康、刘存善编的《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张正明、薛慧林主编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以及史若民的《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等。论文主要有郝建贵的《山西票号在中国历史上兴盛之奥秘》（《财经贸易》1986年11期）、孔祥毅的《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3期），赵汝泳《山西商人的独特经营艺术》（《经济问题》1987年6期），秦佩珩的《清代晋商的发展、性质及其历史地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1988年2期），刘民山的《鸦片战争前后天津票号的兴起与发展》（《天津史志》1988年3期），张正明的《清代晋商的股俸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等等。与此同时，国外特别是日本学术界对晋商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并作了系列研究，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寺田隆信著、张正明、阎守成译的《山西商人研究——明代的商人和商业资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译本）和《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张正明等译，《晋阳学刊》1983年2期）。刘建生等的《试论明清山西商人崛起的原因》（《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学报》1992年2期）。《苏州的全晋会馆》（《史泉》第 24辑1991年），资料汇编有滨下武志等的《山西票号资料集·书简》（《东洋学文献丛库》第60辑）等等。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联袂，共同推动了晋商研究的深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晋商研究在国内持续升温，形成了研究热潮。1992年2月，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组织召开了“晋商文化研究座谈会”，《文史研究》杂志连发三期“晋商文化研究专号”。翌年，晋商文化研究会在太原成立，同年8月，晋商文化研究会、山西省文史研究馆和太原市市工商银行共同筹备召开了“晋商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澳大利亚、瑞典等国的海外学者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四川、山西的专家学者共同与会，交流研讨，予晋商研究以有力推动。期间，专门研究晋商的新作竞相问世，主要有渠绍淼、庞义才编著的《山西外贸志》 （未刊稿），葛贤慧、张正明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香港欧晋经济出版社，1992年），张正明的《晋商的兴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刘建生、刘鹏生的《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王尚义等的《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李希曾的《晋商创新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巩德的《山西票号综览》 （新华出版社，1996年），葛贤慧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刘文峰的《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张正明、邓泉的《平遥票号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孔祥毅的《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张正明的《晋商与经营文化》（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1998年），麦迪的《晋商经营天下的64个方略》（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1年），黄鉴晖的《晋商经营之道》（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董继武、景占魁的《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孔祥毅等的《山西票号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刘建生、刘鹏生等的《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是孔祥毅多年来有关晋商研究的论文汇总，代表了他的学术观点。其他的论著也兼及晋商研究，如郝建贵等的《山西金融志》等。除此之外，大量的晋商研究和史料如潮而涌，如乔志强校注的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史若民等编著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黄鉴晖校注的《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重版）。此外，山西各地县志办也将一些有关晋商的文史资料相继编辑成册，对晋商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和考证。这一时期，有关晋商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在相关杂志上几乎随处可见。本文仅就笔者所见的论著进行综述，挂一漏万，祈请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