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3.09；F0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5X（2004）04-0110-04 关于“中间路线”学界已有诸多论述，但其经济民主思想似乎尚待进一步研究。在笔者看来，“中间路线”经济民主思想内涵丰富且极富现代意义。从历史上看，“中间路线”经济民主思想是当时世界各种现代化因素催生下的产物，它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而且回答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本文将以“中间派”中几个典型党派的纲领文件及其代表人物的言论为案例对“中间路线”经济民主思想作一评析。 一、现代化潮流催生下的经济民主思想 1.当时世界三种现代化模式为经济民主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上世纪40年代世界上对“中间路线”经济民主思想发生影响的主要有三大模式：欧美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孙中山三民主义现代化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首先，“中间派”中一大部分人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观，相信“民主不是统治者赐给人民的礼物，要靠人民继续不断地争取”[1]。在经济上倡导自由竞争，反对专制或专权。他们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都希望中国成为真正民主的国家”[1]以保护和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所以“中间路线”经济民主思想中始终有欧美自由主义现代化的影子。其次，“中间派”的一部分是从国民党中游离出来的，但他们仍然坚持三民主义，而且三民主义本身又是欧美自由主义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产物。所以三民主义现代化模式在“中间路线”中具有重要影响。如民主建国会提出“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2]的三民主义，并且“建国之途径”，“亟应根据人民之利益与要求，采取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之重要进步成分，订入宪法以确定全民共同信守之范围”[3].可见三民主义对“中间路线”影响之深。再次，“中间派”还有一部分从共产党阵营中脱离出来，但仍然对社会主义理想有一定眷恋。同时上世纪40年代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辉煌时期。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开始被“中间路线”所关注。如民盟指出“苏联1917年的革命和苏联将近30年在这方面（经济民主）的努力，成绩特别多”[4]（P.45），并认为“苏联30年来的经验又是中国建设民主制度的极好的参考材料”[4]（P.54）可见，苏联30年来建设经济民主的成就已被“中间派”所认可，其现代化模式也对“中间路线”产生重要影响。 2.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刺激了经济民主思想的产生 真正合理的现代化必须是国家和社会在合理比例基础上协调发展，而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反现代化政策严重摧残了中国民族工业，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946年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指出，中小企业崩溃之原因“决非因技术落后或被大工业竞争所淘汰，而由于中国经济政策之错误”[5]，直接指出国民政府的反动政策给民族资本带来的危害。在战时他们受到“统制，限价，税率，高利贷，贪污敲诈等”种种压制，“无数中小工厂是在这枷锁下面牺牲了”[6]。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变本加厉，“对轻工业之纺织，划归国营，成立托拉斯化之中纺中蚕公司”[6]，而“工业贷款，更因当局轻视中小工厂，抹煞其抗战成绩与现实需要，而不贷给”[6]。总之，在战前和战后，国民政府的种种压制措施使民族资本倍受摧残，整个中国现代化也呈现畸形发展的态势。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官僚资本阻碍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倒行逆施极为不满，主张在经济上与官僚资本平等竞争，要求经济民主。这种要求到了40年代上升为“中间路线”的经济民主思想。 3.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也是经济民主思想形成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英国是现代化的发源地，美国是现代化的中继者，日本则属于现代化的后起者。到了三四十年代，步入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各国开始进一步入侵中国。其中最激烈的是日本，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全面控制沦陷区的物质资源。如“以棉纺织业为例，被日本掠去的华商纱厂占沦陷区战前华商纱厂总数的 87％，纱锭总数的70％，布机总数的66％”[7]（P.370），而“面粉业，被日本掠去的制粉厂虽只占30％，但这些厂的制粉能力却占全部制粉能力的 90％”[7]（P.370）。这些野蛮掠夺政策给中国现代化事业造成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美国又依靠对国民政府的扶持在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国民政府“不知采用自力更生之经济政策，而采用高外汇政策（即外币廉价）及买办性的经济政策”[5]，从而“致使中国工业不能生存，尤以孤立无援的中小工厂首当其冲”[5]。这样，在先发现代化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日美压迫下，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畸形曲折的发展状态，民族工业十分渴望经济民主，“中间路线”经济民主思想应运而生。 总之，一方面当时世界的三大现代化模式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反动政策的刺激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外来资本的压迫提供了促动因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间路线”经济民主思想的产生带有某种现代化的必然性。
